据参考消息5月14日报道，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如埃及、泰国、乌克兰，正在挑战着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甚至被当做《圣经》的民主化理论命题，诸如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中产阶级带来民主、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
很多人习惯在“元叙事”上看民主，把一个国家的好坏都归因于民主。我们应该更专业地看待这个实在是太重要的现实问题，为此就需要以更敬业的态度去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
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
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正相关关系应该来自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他把活跃的乡镇自治和发达的公民团体的活动本身视为民主。但是，所有热心于民主化的人似乎都忘记了托克维尔的“民情说”。美国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其地理位置、法治精神和公民守法而又关心公共事务的民情。换言之，一个可能的反论是，没有这种性质的民情，即使有了公民社会，这样的公民社会与民主何关？
亨廷顿早在其《文明的冲突》中就对所谓的公民社会组织即穆兄会抱有警惕，认为这种社会组织不利于民主。但是，美国制定“大中东计划”的民主理论家和政治家置之不理，当2011年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发生政治事变之后，马上给予一个浪漫的封号“阿拉伯之春”。结果，以“阿拉伯之冬”收场。尤其是埃及政治，靠公民组织主导下的选举而上台的穆尔西政权，其政策甚至比威权主义的穆巴拉克更专横，结果城市中产阶级转而又搞大规模的街头政治。但这次中产阶级的街头政治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军政权。
埃及的现实告诉我们，公民组织是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治，任何政府都不可能管理好老百姓
的所有日常事务。但是，公民组织的自治不等于民主政治本身，公民组织自治是地方性的，而民主政治是全国性的，二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能划等号，其中公民社会的“民情”或者说这个社会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样式和走向。
中产阶级带来民主？
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有一句“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成为西方民主化理论的金科玉律。于是乎，西方民主化的经典理论就变成：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催生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自然要求民主。这是西方人根据自己的历史而给出的一个高度抽象和简单化、因而也是有违其自己历史的民主化教条。西方民主化历史的真相是，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精英民主，这不用质疑，但精英民主和革命前的贵族制、寡头民主也没有多少区别，而真正民主化的到来则是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的事，最迟也是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的事，大众民主从此到来。也就是说，即使是欧洲的民主历史，也不是民主化教条理论所说的那么简单。简单化的理论必然有违历史本身，以至于就连亨廷顿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在《第三波》中也沿着摩尔的路线得出所谓“中产阶级带来民主”这样的命题。
而泰国的政治难题告诉我们，恰恰是城市中产阶级，构成了民主的反对力量。
他们不停地搞街头集结，不推翻民选政府决不罢休。更为可笑的是，因为泰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30%，他们提出了极端荒谬的政治主张：70%的国会议员和官员靠任命，30%的靠选举。在泰国这样一个城乡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成为少数，必然是人头政治的输家。因此，此中产阶级非彼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与民主没有必然联系。
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
多民族、多种族的印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国家而不是四分五裂，就在于印度实行了民主政治。这是西方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其实，印度之所以是一个统一的印度，还可能有更多其他的、更为重要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而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代议制民主下的联邦制。一个更大概率、甚至普遍性的规律：正是由于民主运动，一个又一个新生国家诞生了。联合国成立时只有40多个会员国，而今天则有将近200个，其中民主化运动居功至伟。这是因为，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民主化催生了欧洲最早的民族主义运动，反过来，民族主义运动又借助于民主化而得到强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实又是民族民主运动，大批亚非拉国家得以诞生。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更是刚刚过去的历史，都是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奏的产物。
乌克兰的危机进一步告诉我们，在存在民族冲突和国家认同危机的国家，即20%多的乌克兰人亲俄罗斯、70%多的乌克兰人亲欧洲的分裂型社会，选举民主动摇的是立国之本即国家认同。和泰国一样，乌克兰的分裂型社会结构决定了稳定的、和平的民主政治依然是期许之中的愿景。
我们要反思的不仅仅是上述命题的正误，还有民主形式本身。和经济需要竞争一样，政治也需要竞争。但是，采取什么形式竞争？对于缺少同质性条件的后发国家而言，人们向往民主，需要民主，因此学习民主效仿民主而搞“党争民主”，而党争必然以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即民族、宗教、阶级为平台，结果，党争民主很有可能导致分裂型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光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