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何伟（Peter Hessler）
编者按：何伟（Peter Hessler）是《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特约撰稿人，《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特约作家。他共有四部关于中国的著作面世。2011年10月，他与家人移居开罗，这让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个在过去三年里经历革命和动荡的中东国家。在本文中，何伟将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中国与埃及的不同之处。
在埃及生活的经历改变了我对中国的看法。我对坚如磐石的中国制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不是以好坏做此判定，我只是想简单地指出中国制度是相当稳定且深入人心的。
长期以来，埃及政府的管理都很孱弱。在开罗大部分地方，你几乎看不到政府公共服务机构的存在，而当你到埃及南部地区旅行时，你会发现当地几乎都是由部族管理。这让我想起即使在中国的一个小村落，大大小小的活动都是由政府主导。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村民的生活很明显与更大范围的政治体系和国家事项相互关联。
同样，我对改变一个地方有多困难有了更深的认识。埃及革命是个巨大的失败，现执政当局比穆巴拉克政府还要严酷，但是大部分埃及人都已厌倦了抗争，接受了现实。我开始认识到我们见证的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系列先反对穆巴拉克政府，后反对穆尔西政府的政变。
当你审视中国的国家力量时，你可以从正面和负面两个角度切入。因为国家政权的强大和深入、政治基础的稳定和有效、人民在体制下生活的经验，中国更可能成功完成大变革。
到埃及后，我更加赞赏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国的教育虽然有很多不足，但基础教育令人印象深刻。而这却是埃及的一个核心问题。埃及文盲率超过25%。我认识一些很聪明却不识字的埃及人，因为他们从未上过学，也没有任何的学习资源。我在中国没有接触到这类人。
最后，我不认为埃及模式适用于中国，也不认为中国会经历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或是颠覆旧制度的运动。我的观念是中国的变化可能是微妙的、递增的、自上而下的。不过，埃及革命失败的另一个教训则是这些变革的结果很难预料。
本文作者出版的四本有关中国的书包括《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甲骨文》（Oracle Bones）,《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 A Chinese Road Trip）和《奇石》（Strange Stones: Dispatches from East and W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