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宏观调控方式的深刻革命

　　中国现在的需求侧宏观调控遇到了问题：由于双重风险并存，既不能扩张需求又不敢紧缩需求。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年—1998年需求膨胀、通货膨胀，所以实施长期紧缩的政策；1998年—2010年内需疲软，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需求疲软的现象，所以采取扩张内需的政策。现在双重风险并存，过去采取的两种总量政策从需求侧来说方向是相反的，因此需求侧的宏观调控既不敢全面扩张又不敢全面紧缩。

　　目前我国采取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是一种松紧搭配、松紧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这是否可以解决双重风险并存的问题？可以，但治标不治本。松紧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只能营造一个空间，但不能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必须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遇到了滞胀问题，他们采取的应对手段是从需求侧入手，至今仍未解决滞胀问题。要真正解决滞胀问题，必须从供给侧入手，这就要求宏观调控方式从过去单一的需求管理转变为兼顾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这个变革涉及宏观调控的总量和结构、短期和长期、宏观和微观。从理论层面来看，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宏观经济理论的一场革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两个重要层面：制度创新和发展理念转变。

　　制度创新包括经济制度创新和政治制度建设。经济制度创新主要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以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保护企业的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的环境，避免政府对企业公平竞争的随意否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一方面聚焦在生产者，尊重市场主体，规范政府权力；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产业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不同，依靠全国统一的总量调控肯定不现实，需要因地制宜，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政治制度建设主要在于推动民主与法治。最近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就是要把权力放在阳光下，关在笼子里，维护公平和正义。

　　在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历史可能和条件。一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在新时期，面对新任务和新挑战，深化认识并理解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二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建立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中国。这表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的市场化、法治化进程，我们已经提出了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当中，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前只有15个国家，其余的大多数国家没有实现跨越，反而停留在“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当中。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过于集权，同时法治化和民主化不够，对权力没有加以有效规范。市场失灵、政府垄断、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滋生，既破坏公平又破坏效率，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久久不能自拔。

　　制度创新一定要有坚强的理念作为指导，这个指导理念的核心是实现公平与效率。举目观之，但凡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公平问题和效率问题都处理得相对好些；但凡没有跨越的，都没能处理好公平问题和效率问题。我们党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效率观，这是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钥匙。因此，从理论的层面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制度经济分析的重大发展。

　　总体来看，在实践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的，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克服经济失衡的关键，是宏观调控方式深刻的革命，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在理论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运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分析的重大突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而是一个系统的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革命，既包含丰富深刻的政策内容，也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

　　（作者：刘伟 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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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洁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