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春运，西安火车站的一幕。唐振江/摄

　　没有什么场合比春运能够见到更多的中国人。

　　一年一度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开始后，从网络地图上看去，就像是整个国家的人口都在移动。

　　根据预测，2017年春运平均每个中国人出行超过两次：14亿总人口要在40天内完成大约30亿次出行。

　　春运的列车像是中国的窗口，从中能够观察到这个国家的很多侧面：人潮涌动，沃野千里，城市与农村，富庶与贫穷。

　　置身于一条繁忙的铁路动脉，年轻的李伟每天都能看到这些景象。他是北京铁路局北京客运段T109／110次列车的列车长，往返于北京与上海之间。他熟悉的京沪线，连起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连起两个世界级都市，也连起了几个重要的人口流入和流出地。

　　有时，李伟会在车厢里看到两个时代的重影——密闭的车厢里像是压缩着不同时代的气味，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同时留在他的列车上。

　　他亲历了12次春运。十余年间，中国成为高铁上的国度，高铁里程突破两万公里，铁路大动脉延伸出无数毛细血管。舒适现代的高铁最快4小时49分钟就能跑完京沪线。

　　但在李伟负责的普速车厢里，他见过连卧铺都没听说过的老人，连火车厕所都不会用的农民，用扁担挑着蛇皮袋的农民工。他们在总数18节、每节长约25米的车厢里与他相遇，成为几乎“足不出车”的他理解这个国家的依据。

　　有这些东西在，到哪儿也算个临时的家

　　飞驰的春运火车里，李伟习惯了变化。车型翻新，车速上调，列车时刻表总在更新。多年来，往返京沪的那些普速列车，在每一个傍晚挤满几个站台等候出发的指令，后来他发现，还是同样的傍晚，自己值乘的这一趟成了孤家寡人。

　　但是，也有一些是没有变化的。尤其是那些一眼就能认出的职业。春运时从城市返乡的农民工，用大棉袄裹住身躯，清一色的沧桑面孔，行李里塞着暖壶、水桶、铺盖卷，还有装了好几桶泡面的塑料袋。

　　他问过其中一位，为啥要带这些物品去坐长途火车。对方淡淡地回答，“这一年干了，下一年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有这些东西在，到哪儿也算个临时的家。”这位乘客的脸上爬满皱纹。

　　铁路大院里长大的李伟第一次发觉，自己好像从未真正认识过这个日常见到的群体。中国正在快速城市化，几亿农民工背井离乡，用血汗浇灌着城市的基座。他在火车座位底下或是行李架上，认识了那些承重的肩膀。

　　他们带着莫可名状的气味，有人连桶装方便面都舍不得买，依旧用大饭缸或是铁饭盒泡面。

　　与李伟同车的餐车主任李娟对这些面孔并不陌生。前几年春运，一个农民工用扁担挑着电风扇和电饭锅，吭哧吭哧走到了餐车。

　　年底了，只买到站票的他想要犒劳一下自己，在餐车买一份饭。可左掏右掏，也掏不出一张票子。衣服口袋都快扯烂了，还是不见钱的影子。

　　40多岁的男人就这么一屁股坐到地上，哇哇大哭起来。他絮絮叨叨地跟李娟说，钱一定是上车时被人偷了。说着，又呜呜地哭起来。李娟不忍心，由着他靠在角落里抽泣，直到睡着。

　　第二天早上，她和同事商量，悄悄塞给男人一份早餐，“大过年的，总不能让人饿着”。

　　这个说“自己听不得哭声”的女人，在列车上工作18年了。她当过列车员，也推过小吃车，在全长400多米的车厢里，她见过去北京上访的白发老太，见过成群的农民工在车厢里唉声叹气，“包工头今年还是没有发钱”。

　　每到春运，她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甚至更久，才能推着小吃车在18节车厢里走个来回。

　　她时不时半路停下。有一年春运，摇晃的车厢连接处蹲了个年轻女人。车厢里热乎乎闹腾腾的，聊天打牌的热闹隐约可闻，她却靠在冰冷的铁皮上，哭得稀里哗啦。

　　李娟把车停下，走过去轻声问发生了什么。过了许久，那女人才呜咽着说，自己的丈夫本来该回家过年的，她在家腌好了肉备好了酒，但丈夫几天前却在工地摔死了，她这一趟，是去给丈夫收尸的。

　　这是“经济蓬勃发展，农民工作出巨大贡献”宏大叙事里的一个脚注。站在一旁的李娟心也跟着疼，她给那个可怜的寡妇泡了面，买了饭，可对方始终什么也不肯吃。

　　她的哭声响了一路。

　　“春运时的普速列车，你依然能看到那些被忽略的人群，被遗忘的时代。”一位年轻的列车员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感慨。他只当了两年半的列车员，却自认为“看尽了社会人生的百态”。

　　脱去列车员制服后，这位前列车员进入窗明几净的办公楼，成为一名白领，日常出行选择高铁，再也没听到那样的哭声——高铁车厢多数是安静的。

　　这和火车乘客的分化有关。北京铁路局北京客运段高铁二队G11／G138次列车长刘洋记得，最早选择高铁的是商务人士，他们看重的就是高铁的准时、快捷，以及安静。

　　高铁车厢像飞机那样分出等级，商务车厢里连广播的声音都不会出现。刘洋解释，许多商务人士上车后，图的就是安静，能充分利用行车时间休息。高铁刚刚开通之际，列车员就确定了“有需求就服务，无需求无干扰”的原则，不主动打扰正在休息的乘客，提供一对一叫醒报站服务。

　　连带着，在商务座车厢提供的小零食，也追求“不提供任何带渣带糊的食物”，他们反复考量，最后选定了果干、豆子、牛肉和山楂羹。

　　与刘洋同一车队的另一位高铁列车长米梓愿发现，哪怕是在春运，高铁的商务座车厢也和往日无异。这里常年坐着西装革履的人士，没人打电话，也没人说话，只有键盘敲击声和书页翻动的哗哗声。

　　这像极了她昔日值乘国内第一辆直达特快列车的场景。13年前，京沪两地间第一辆夕发朝至的直特列车为商务人士提供了另一重选择。许多人一上车就打开了手提电脑，还有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关上包厢的门，小声讨论起了工作。

　　米梓愿说，高铁不同于直特列车，不同席位满足着不同层次消费人群的需要。票价、服务、氛围统统不同，相同之处在于，折射出的是同一个“时间就是金钱”的中国。

　　泡面在一个车厢消失了，在另一个车厢仍然最受欢迎

　　从特快到直达特快，再到动车、高铁和动卧，中国铁路的每一步发展，米梓愿都赶上了。

　　这个13年工龄的姑娘感知到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工作分工。在过去，实行“倒班制”的列车员需要验票、打扫卫生、服务答疑，以及处理突发状况。

　　而在高铁，这些工作被分配给了乘务员、乘服人员、餐服人员，再加上司机、机械师和乘警，“越细致，越方便管理，也越方便明晰职责和重点”。

　　“这是铁路服务意识的体现。”米梓愿说，“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6年前，京沪高铁通车之初，她常常看见空荡荡的车厢。可等她感叹“旅客还不适应高铁”时，人潮就涌入了高铁，京沪高铁上飞驰的列车不断增加，可每到春运却依旧爆满。

　　有时米梓愿会想，究竟是过去一直没能满足旅客春运出行的需求，还是不断增开的高铁刺激了春运时的出行需求。

　　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数据显示，到2016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2.4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在2.2万公里以上。这一年春运，动车组发送旅客占全部旅客发送量的47.5%。

　　而在北京铁路局北京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吴强看来，火车这个名词，正逐渐被高铁消解。火车和高铁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出行工具，务工、商务、探亲、学生、组团旅游等等人群在车站交汇，登上各自的车厢。

　　作为中国最繁忙的线路之一，京沪线拥有1750元票价的高铁商务座席，也有156.5元的普速列车硬座车票，相差10倍的票价，几乎覆盖了一个裂变的社会中不同身份的中国人。

　　扩张中的高铁版图里，“过去”的痕迹正在慢慢消失。

　　追求安静的高铁车厢，交流变得隐秘而客气。刘洋在过去值乘普速列车时，常和早起的乘客拉拉家常，对方会问及她的工作和薪水，胆子大的还会开开玩笑。还有上了年纪的老人下车时会和她道一句，“姑娘，辛苦了啊！”

　　而在高铁车厢，交流成了服务的一环。她会留心需要服务的人群，轻声询问的同时，展示标志性的笑容。

　　李伟还在偶尔享受着和乘客拉家常的乐趣。曾经，他在值乘的卧铺车厢发现了一个和自己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乘客，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朋友，直到今天还保持联系。

　　但“改变”始终是关键词。难清扫的瓜子皮花生壳在一点点远离车厢，乘客也在学习和过去告别。

　　米梓愿发现，春运时总有不少买到站票的农民工登上高铁，超出了她想象的是，他们不会在车厢大声讲话、喝酒或是脱鞋席地而坐。相反，他们会自觉拿出报纸，铺在角落，再安静地坐上去，掏出手机。

　　只有泡面，还顽固地残留着过去的痕迹。刘洋曾向旅客解释过，高铁车厢的排风口很难排出泡面的气味，所以并不贩售泡面，其他会散发刺激性气味的食物，也列入禁止售卖的清单。

　　向高铁餐车买泡面的人少了，但那股气味却依旧在二等座车厢蔓延。刘洋觉得，时至今日，人们坐火车吃泡面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而在李娟值乘的普速列车，泡面依旧是最受欢迎的食品，没有之一。

【纠错】

责任编辑： 陈俊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