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中的“多数决定少数”原则具有反民主性质

　　 “多数决定少数”原则是西方“自由选举”的核心规则，它貌似民主，却内涵了反民主的内容。因为，这一原则客观上牺牲了少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平等权利往往受到剥夺。

　　 英国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认为，“设若一个社会被划分为在其中有一个或多个的永久性的少数派，而他们知道在处理问题时大多数时候是决不会以他们希望的方式来进行的，那么上面提到的原则就不够了。永久性的少数派的渴望、要求甚至是原则都在集体决策制定的过程中被有系统地忽略或抹杀了，而他们的存在轻易使得多数主义者的民主成为不公平的和不能实行的。严格的数学上的每个人同其他人的投票的平等掩盖了的事实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少许人的投票全无分量和影响。这些被排斥的或是无力的少数派曾经倾向于成为宗教性的。而今天他们更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和种族主义的。在北爱尔兰少数派既是宗教性的又是民族主义的。”（[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很显然，西方民主制度自身无法解决“多数”与“少数”的矛盾。

　　 六、东欧“民主的胜利”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

　　 苏东剧变被称为西方民主的胜利，20多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一“胜利”。

　　 保加利亚学者伊万·克拉斯特夫指出，“民主的胜利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柏林墙倒塌20年后，对现实存在的民主政体的不满日益增长，并且人们越来越感到民主大厦的内部存在问题。……在1989年之后的几年内，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一年的划时代事件影响了理解民主的方式，民主国家自身的公民开始使用这种受到影响的理解方式来理解民主，也很少有人注意到争论更强化了这种影响。坚信民主必胜的话语腐蚀了现代民主政体的理性基础。民主再不仅仅是最不坏的治理形式——最坏中的最好，如果你乐意的话。相反，人们开始视其为最好的治理形式。人们开始寄希望于民主政体，不仅是为了使他们避免某种更坏的东西，还要用一个大而奢侈的套餐来提供和平、繁荣以及诚实和有效等所有的东西。1989年的历史断点使得许多人认为，民主是和平和经济增长的同义语。坚信民主必胜的时代的根本特征是，试图把民主描述为所有社会问题的唯一解决之道，而且在证明民主的正确性时，不是把民主的优缺点与其竞争者的优缺点进行对比，而是根据民主满足现代消费者的物质需求的能力。民主被描述为许多互不相关问题的唯一正确答案，带来经济增长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成为民主国家。保卫一个国家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并且周围都是民主国家（任何地方都自由，会让世界所有地方都更安全）。抗击腐败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答案是成为民主国家。应对人口或者移民挑战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更加民主和包容。花言巧语取得了对现实的胜利。民主传教士们没有认识到的是，主张腐败或者少数民族融合之类问题在民主环境能够更好地解决是一回事，固执地认为引进自由公平的选举和采用自由主义的宪法就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不到十年，用经济增长、安全或者善治来证明民主的优越性，就开始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全球经济危机和威权资本主义的出现叠加在一起，对人们长期持有的设想提出了挑战。民主最擅长促进经济增长这一主张被中国的成功所动摇。”（伊万·克拉斯特夫：《民主和不满》，见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118页）

　　 有西方学者指出，最近的两次民主化浪潮制造了人们的预期，并使得一种关于民主的话语成为习惯，这种民主话语恰恰处于真正存在的民主政体的当前危机的核心。在柏林墙倒塌2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1989年的历史重要性和欧洲的（尤其是中欧的）民主状况的认识分歧越来越大，对民主制度（包括选举）的信心正在持续减少。

　　 七、认为人类的民主政治发展终结于当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是傲慢与轻率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经信心满满地宣称，“如果人类社会经过数世纪发展都朝着自由民主这个惟一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演变或聚集，如果自由民主是惟一的最佳选择，并且如果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表示根本的不满，我们就可以说这场对话得出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性结论，历史主义哲学家会不得不接受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终结性。”（[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在这里，福山用了多个“如果”。也就是说，“历史终结”是有条件的，到目前为止，人类政治发展实践没有证明“自由民主是惟一的最佳选择”，也没有证明“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表示根本的不满”，何来“历史的终结”？

　　 有学者指出，“那种认为自己已经取得完胜的幻想是无比危险的。1991年后，弗朗西斯·福山论述‘历史的终结’的文章曾轰动一时，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傲慢和轻率的反映。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虽然民主制度在世界其余地区推广开来，在老牌民主国家内部，民主政治的内涵和实践却遭到了削弱？我们难道不是在向他人宣扬那些我们在本国都不再践行，或实施得一塌糊涂的价值观？难道我们不是由于对我们的原则深信不疑而又对我们自身及未来疑虑重重所产生的纠结，而狂热地大打普遍主义的牌吗？事实上，我们越是缺乏自信，我们就越是要表现对自身价值观优越性的绝对信心。”（多米尼克·莫瓦希：《民主的苦涩胜利》，见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82—83页）

　　 民主问题上的普遍主义、普世主义或“终结论”就是要清除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异类”，这种心态就是独占世界的心态。有学者指出，西方世界已经与“他者”共存了两个多世纪，在此期间，他者被视为是“低等的”，“今天，面对人口学家向我们预言的这样一个世界：在2050年之前，美国和欧洲加起来也不过代表总人口的10%多一点，西方世界应该学习如何‘与他者共同生活’，将它们视为是平等的主体。‘他者’拥有显然不同于我们的价值体系、政治基准和文化背景，我们往往会发现这些东西不见得合乎我们的品味，但是，它们的尊严必须得到我们的尊重。”（同上书，第92页）民主问题上的普遍主义、普世主义或“终结论”就是要清除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异类”，这种心态就是独占世界的心态。

　　 八、民主原则内部有一个趋向社会主义的逻辑

　　 在启蒙思想家那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民主权”“人民民主”以及人民共同利益的实现。这在实践上就是要趋向社会主义。因此，英国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认为，“民主原则内部有一个趋向社会主义的逻辑。民选政府发现向大型私有公司的愿望弯腰是必需的，极大形塑公共意见的媒体能够被百万富翁们买来卖去，被他们看做只不过是一些私有财产（当然情况也确实如此），这个事实证实了一个积极和有效的民主要和垄断性资本主义共存是多么地困难。对人民负责、追求与促进共同善的民选政府和完全只对它们的股东们（尽管那样经常只是名义上如此）负责的私有和私人控制的企业巨头两者之间的权力冲突变得一天比一天尖锐，一年比一年尖锐。”（[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3页）安东尼·阿伯拉斯特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可能在他们的某些实践里存在那么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发展出关于何谓民主的一种替代性概念，这种概念将对西方的自负提出某种挑战。

　　 对资本主义民主构成真正挑战的是资本主义自身，法国学者吉尔·德勒兹认为，“在资本主义中，只有一种东西是普遍性的，那就是市场。没有一个普遍性的国家，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普遍性的市场，诸国是普遍性市场的活动中心，是普遍性市场的交易所。而市场并不制造普遍，并不制造均衡。这是一个疯狂地制造财富和苦难的工厂。虽然人权积极地参与了自由资本主义，人权却并不能使自由资本主义的‘欢乐’降临到我们身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不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人类苦难的制造厂之中。耻辱，就在于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手段防止耻辱。”（[法]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7页）对于这个似乎无解的矛盾困境，马克思给出了真正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超越资本主义，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唯此，真正的民主才能变成现实。

　　 在当代中国，有些人无视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和缺陷，主张用西方民主取代社会主义民主。对这一主张的严重危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不顾国情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且还会因水土不服造成严重后果，“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作者：姜迎春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主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整体性系统性研究”[14ZD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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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洁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