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一些人盲目信奉西方民主制度，将西方民主视为普世价值，用西方民主否定社会主义民主，西方民主被抽象为超越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民族国家的至上价值和治理形式，形而上学的民主观甚嚣尘上。事实上，西方民主理论及其实践有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方民主理论及其实践进行了反思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方民主的制度性缺陷与现实困境。这些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认识西方民主，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民主的内涵是多义的、变动的

　　 有学者指出，“人类断断续续地讨论民主大约有2500年了，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提供一整套民主理念，一套让每个人或者几乎所有人都赞同的理论，然而不管好的还是坏的，都没有实现过。”（[美]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民主视为一种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和明确的实践意义的政治价值观。企图把它说成是二者之一（更不用说二者皆备了），肯定不是内心混乱就是政治上故弄玄虚。”（约翰·邓恩：《民主作为幻想、理想与现实》，见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有学者指出，“实际上在民主的漫长历史中它有着非常不同的意思和内涵，即使今天在不同社会和经济体制下对它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同时，“‘民主’也是这样一个词语，无论它的准确意义是什么，对很多可贵的政治原则和理想来说，它总是显得很重要，而且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它也绝不可能获得惟一一致的意义。这对那些有条不紊的思考者来说会有所不便，但即便如此也无需遗憾。在政治上民主是最为持久的理念之一，而且在20世纪，它成为了最核心的一个。失去这种核心位置是不可能的，但这也不太可能会使民主的涵义成为静止的和固定不变的。”（同上书，第8页）“那些试图以目前的现实为依据来对民主下定义的人——把民主定义为一些社会所拥有而其他社会没有的一种政治体系或者政治文明——会发现他们自己落后于历史了。民主很可能会继续保持其不仅是作为一个具有争议性概念，而且是一个批判性概念：即一种标准或者理想，现实通过其得到验证并发现自身缺陷。民主的概念总是会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这并不是说一个完美的民主最终是能够达到的，完美的自由或完美的公正可能会更容易实现些。不如这样说，思想或理想始终是对自满的一种潜在的纠正，而不是一种推力。”因此，“认为民主的定义总会被确定下来，或者更加傲慢的认为民主已经或者将在21世纪的某时刻上被精确地确立下来，这种观点不仅对于未来的种种可能性缺乏洞察力，而且对我们以往的知识也是视而不见。因此，对民主是什么的任何研究，揭示它的本质或意义的任何尝试，都要必须是基于历史的研究，至少是部分上的。对民主这一理念要作出当代解释就需要参考其在历史上的运用，惟此，才能避免不加怀疑地或探究地把民主现时理解当做永恒的准确概念。”（同上书，第9页）

　　 二、不能把民主制度只说成是搞“自由选举”

　　 有没有“自由选举”是西方民主理论界定所谓“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首要标准。对于如何认识西方“自由选举”的实质和作用，法国学者阿兰·图海纳认为，“不能把民主制度只说成是搞‘自由选举’。对民主制度的衡量，全看它有没有充分的能力提出社会需求，并使社会的需求变得合乎情理。……如果把民主政治界说为对社会的需求做出制度上的反应的能力，那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目前是生活在前面所说的民主制度倒退的时期。”（[法]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0页）

　　 英国学者戴维·米勒指出，事实上，选民的权利极其有限，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没有决定权，“在实践中，我们知道，被称为民主的那些政治体制只为公民在政府中提供了非常有限的角色空间。他们被赋予在定期选举中投票的权利，偶尔有重大宪法问题需要决断时会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征询他们的意见，也允许他们结成团体就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游说议员，但这些就是公民权威的极限了。决定民主社会之未来的真正权力显然是掌握在少数人——政府部长、公职人员以及（某种程度上）国会议员或其他立法机构成员——的手中，我们自然会问为什么是这样。如果民主是政治决策的最好方式，为什么不把它变成现实，让人民自己对重大问题直接作出决定？”（[英]戴维·米勒：《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同时，有学者指出，“在西方我们从冷战继承了一种懒惰的假设，即如果一国政府不是共产主义性质或者不是受一个可辨认的独裁者统治，那么它必定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本书的一个目的，是一直主张一种比这些偶然的假设更严格和更高要求的民主概念。临时的或多或少自由的选举，自身是不足以通过民主性‘测试’的。”（[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三、西方议会制度的虚假性

　　 西方议会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有西方学者揭示了这一制度的虚假性质。美国学者霍尔姆斯认为，“代议制政府是在理想而不是现实层面上获得其存在理由的：它不是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场所，而是自由思考的议员们理性商讨的论坛，以达致对他们的集体要求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激烈的议会辩论能促进民众智识的培养并最终产生对政策问题开明的共识。依斯密特的看法，不幸的是，这个美好的信念已变得完全过时了。……所有重要的决定都不是在议会，而是由强大的集团关门做出来的。由于不能通过理性的辩论来整合国家，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只不过成了互不妥协的社会多元主义的展示厅。”（[美]斯蒂芬·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不少学者认为，西方议会还直接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当集团利益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议会往往会倒向利益集团一边。在这种情况下，议会就不再是民主的化身，而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

　　 四、投票率下降是西方民主制度造成的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选举投票率一直不高，有的国家呈不断下降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英国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指出，“选举参与率下降在美国最显著，但在不列颠也值得注意。在不列颠，自从1928年引进成年普选权以来，2001 年大选中投票率首次低于60%。政治家倾向于把这现象归因于‘投票者冷漠’，为此他们自然难过。但这不妨可以说反映了这样一种广泛的信念，即‘投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以及政府的变化是不重要的，因为真实权力存在于政府控制之外。确实这个观念是正确的，不投票不是想像那样是明显的非理性，好像它是懒惰和不负责任的产物。因而，这将要花费更多的劝告来扭转这种趋势。”（[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144页）“投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对西方民主理论来说是一个讽刺，因为投票只是一个形式而已。“诉求大众的支持或同意可能是无根据的甚至是内在不诚实的。但‘伪善是罪恶付给美德的礼物’，在21世纪民主代表了政治美德。对原则只予以口头承诺而并不想认真践履的那些人始终是冒着被更具有真诚尊崇感的人挫败的危险。因此民主或者大众权力的理念，不论在多大程度上和多么容易被滥用和敲诈，仍保持着巨大的潜力。”（同上书，第15页）“自从成人选举权普及以来，除了联合政府时期，没有一个英国政府以纯粹多数票当选过。在像不列颠这样的选举体制下，或者在两个以上的党派分享选票的情况下，一个政府往往是由最大少数派选上台的，政府也只是代表了最大少数派。政府支持率可能不会超过40%，这使得参与选举的剩余60%的投票者和那些并没有投票的人受到了非他们所选择的政府的统治。这样看来，我们已经远离了民治政府的原初观念。”（同上书，第5页）

　　 有西方学者指出，“卢梭认为，把政治权威完全托付给选出来的代表是一种后果堪忧的现代做法：‘英国人幻想他们是自由的，这是在欺骗自己；事实上，他们只有在选举议会成员期间是自由的：一旦新的议会当选，他们就重新戴上锁链、什么都不是了。所以从他们对自己那片刻自由的使用来看，他们活该失去自由。’就算我们认为卢梭夸大其词，也应该对此感到忧虑：当代民主政体下的大多数公民如此冷漠，甚至对自己选出的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保持有效的关注。”（[英]戴维·米勒：《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7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形象地指出了西方“投票民主”的局限性，“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像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道路，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7卷，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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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洁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