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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中的政治与学术
2017-06-12 10:26:40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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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树立文化自信之路

  在文化问题上,我们强调文化自信,也强调文化自觉。当年费孝通曾说过,“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趋势,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复归文化,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费先生的论述极为精当。文化自觉是一种对文化的哲学反思。不建立在哲学反思上的文化自信,往往容易陷入盲目自大。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不愧为世界文明古国。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对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延续和发展,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融合相处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民族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括众多学派,各有其贡献。中国的哲学思想尤为发达,中国可说是发育良好的早熟的哲学民族。只要我们读读《易经》、读读《道德经》、读读《庄子》、读读中国宋明理学、陆王心学及其继承者的著作,可以发现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多么丰富的精彩纷呈的哲学思想瑰宝。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文化,儒家学说道德论底色比较浓重。它主要是伦理之学、道德之学、成人之学。是培养有道德的人,培养圣人、贤人、君子。无论是治国理政、无论是为君为民,都有各自的道德规范。这是它的不世之功,也是至今仍然是我们重建道德和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但儒学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因为世界是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辩证统一体。人是世界的主体,但不是世界的唯一存在。关于人的学说,道德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道德修养是人的最重要修养,但人不仅仅是道德存在物。离开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对社会本质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往往陷于抽象。道德教化注重的是人的心性修养,而不是注重把世界改造成为一个适合人优良道德生成的社会。历史证明,如果只强调对人的道德教化而不注重改造社会,不注重合理社会的构建,单纯道德教化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往往流于空疏和说教。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最高的智慧。但在儒学范围内,“天人合一”的本义并非研究自然的客观规律,而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其中可发酵的智慧被包裹在天人境界的道德追求之中,并没有得到具有科学性的阐述。我们当代对传统“天人合一”扩展式的解读,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其中也包括对当代西方生态学理论吸收后的重释,并非儒学中“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的原意、本意。这种重释是允许的、需要的,是传统文化与当代相适应的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传统文化增添新的科学元素的范例。

  文化自觉,就是要认识到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之处,充分发挥它的长处,但也应该认识到儒家文化也有其短板。在儒家文化中,最有地位的人是有道德的人,最著名学者是经学家,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是注经,最有威望的大儒是儒学道统的继承者,而不是科学家或发明家。至于技艺匠人更不可能占有一席之地。柳宗元的《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这样歌颂匠人之作,在儒家思想中是极为罕见的。

  在西方,文艺复兴后,接着而起的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大发展,现代社会理论和启蒙思想家群起。资本主义生产需要发展生产力,必然推动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发明;因为反对封建制度,为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做理论准备,必然会出现像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这样的思想家,出现百科全书学派,出现亚当·斯密、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它们是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需要而产生。在历史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走在世界前列,这是由发达的农业和发达的手工业推动的,而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宗法制度为纽带的儒学是适应封建社会需要的,它无法适应社会形态的急剧转变。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读经、科举、功名,成为士子们的毕生追求。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学的长处可见其长,而短板不见其短,因为当时并没有这种要求,不足之处不会太凸显。可当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二百多年并向外殖民扩张时,中国直到辛亥革命前的1910年仍然是封建社会,仍然是儒学主导,虽有西学的引入最多处于所谓“用”的地位。以这种重道德而缺少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伴而行的儒家文化,当然不能从思想理论上应对外来的侵略。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的必然要求。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文化自觉,仍然把复兴儒学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核,而不注重在当代文化构成中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新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和民主是一种进步,是对儒学走出社会困境和转化的一种推动,决不能因为纠正“五四”的某些片面性错误而向后转。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我以为总结中国历史和文化自信发展的马鞍形进程,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文化自信与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强大,与国家的统一与民族团结是命运与共的。中国文化从传统到当代的发展,之所以一脉相连,从未中断,虽经曲折,没有像其他几个文明古国那样历经帝国灭亡、国家分裂、文化碎片化的命运,是因为中国通过民族文化融合,长期作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而且强大的国家存在。近百年中国任列强凌辱,是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落后、军阀混战、国家分裂、国力衰弱的结果。因此,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文化自信的重建,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离不开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离不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如果不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不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建立和改革开放后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文化自信的重建是不可能的。

  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说,他看到外国人在中国坐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品桌前,川流不息地献上山珍海味,在淡淡的中国情调的电灯罩下,谈论着中国的古董和字画,享用中国的文明给他安排的一切,沉痛地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席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鲁迅如此激愤,是激愤于中国当时国力的衰弱,中国的物质文明和艺术珍宝只能成为外人的饕餮大餐,而不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费孝通说得很对,“文化特色的发扬,离不开强盛的国力。如果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中又将进入一个强盛时期。我们就应该意识到,生活在新世纪的中国人正面临一个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机遇的到来。”这个重要机遇,就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道路越来越为世界所承认,中国的制度建设所显现的优越性打破了西方民主制的历史终结的神话。没有经济实力,没有国力,文化自信就会沦为空谈。

  中国历史经验证明,要树立文化自信必须正确处理文化古今中外的关系。古今关系,不仅是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线性关系,不仅要高度重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还要充分理解当代中国文化自信重建的丰富内涵。我们要高度重视中国传统经典的学习,要提倡学习中国儒家经典,但作为国家文化政策来说,不是要培养继承儒学道统的当代新儒者,而是要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中国文化,要有利于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使在中国经典的研究和阐述中能注入马克思主义的新元素。当代中国,不是古代中国;当代中国社会,也不是古代社会。我们既应该培养精通中国各方面传统文化的学者专家,更应该发展当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说,培养中国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现代经济学家、现代社会学家、现代法学家和各个行业中的现代高素质人才。儒学一枝独秀独尊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不应重复,也不可能重复。

  中国历史经验证明,我们还要正确处理中外关系,即中华民族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中华民族自古就善于吸取外来文化。无论是张骞通西域或汉唐佛教的传入,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都发生过重要作用。闭关锁国是不利于国家和文化的发展的。马克思在文章中把当时与外界隔绝的清王朝,形容为“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

  社会主义中国从不拒绝向西方学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生之多,是世界之最。真正害怕我们学习西方的是某些怀有政治偏见的西方人自己。他们最乐意的是向中国输出他们的价值观,输出他们的所谓民主和人权,最不愿意的是向中国输出他们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发明。科学和技术封锁是他们对付其他国家的方法。我们的文化自信不是关起门来自信,而是以最宽阔的胸怀吸收世界先进文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文化,广纳世界各国之长,学习世界各国的优点是我们的对外开放题中应有之义。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要把它建设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

  事物是辩证的,理论也是如此。我们不仅要看到文化自信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和文化的支撑作用,同样我们也要看到中国道路取得的成就,我们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凸显,对牢固树立文化自信的实际作用。因为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正以实践成果证明文化自信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并进一步推动全国人民树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决心。

  强调文化自信决不是盲目自大,文过饰非。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道路仍然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仍在与时俱进,中国制度构建仍然在不断完善和法制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从严治党、铁拳反腐,大力推进民主、法治、人权建设。我们从不讳言,当代中国面临的社会矛盾十分复杂。当前的一些问题,有些是社会进步的代价,有些是由于法制不健全和道德教育滞后造成的,有些是改革开始时始料不及的。自我改革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事业,方向正确是最重要的。当然,正确的方向并不能保证每项措施、每次决策、每个步骤都完美无缺,无可批评。而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虚心倾听和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是最有效的纠错机制。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一定能越来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

  (作者:陈先达 系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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