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易俗，难点何在

　　半月谈记者 孙志平 李亚楠 王林园 孙清清

　　治病必先究因。乡风异变有性别比例失调、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等客观原因，也有爱慕虚荣、互相攀比等主观因素，再加上部分农村长期存在的自治乏力、引导缺位等，要想打赢这场乡风保卫战，绝非一时之功。

　　半月谈记者采访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基层干部和专家等认为，应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自治力量，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持之以恒，方能让好家风、新乡风由部分地区的小气候变成全社会共同遵循的大气候。

　　性别比例失调，社会转型冲击

　　李华是河南温县武德镇乡东张相村的金牌媒人。今年春节，不少适婚小伙的父母来找她说媒，可她却爱莫能助。“有些小伙子家里盖了两层小楼，还买了轿车，条件很好，可惜我手里没有资源。”

　　“过去重男轻女思想太严重，现在农村姑娘少，我在村里已经好几年没说合过婚事了。”李华统计了该村三条主街道的适婚男女，男孩54人，女孩25人，周边村镇的情况也差不多。这样的状况下，女方自然会抬高彩礼金额。

　　农村适婚男女比例失调，是彩礼节节攀升的重要原因。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我国已持续30多年出生性别比偏高。

　　外出务工又加剧了这一比例失衡。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樊明说，很多农村女孩因求学和打工，大量离开农村，并且不愿意再回来，这使得农村男性可选择余地进一步缩小，即使那些没有能力留在城市的农村女孩，也希望寻找条件好一些的家庭，而彩礼钱，就是男方家庭实力的一个象征。

　　相比彩礼攀升，农村人情异化的原因更为复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曾对此进行过专门调查。他认为，农村人情异化的核心是人情工具化，利用人情赚钱，或利用人情进行恶性攀比。

　　贺雪峰说，在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村庄边界开放、农民社会交往增多的背景下，人情回报的预期普遍变短，人情短期内的不平衡引起多收人情家庭还回人情的压力，和多送人情家庭收回人情的动力，于是，新的人情名目被开发出来，导致其在短时间内极度膨胀，五花八门。

　　农村一旦形成这样的风气，势必造成盲目攀比、铺张浪费。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春亮说，当办红白事收人情可以赚钱时，酒席上的浪费也就越来越大。即使所有随礼金额收支平衡，但因为办酒太多，大量人情礼金变成酒席费用，农民手中的钱就被白白吃掉或者扔掉了。

　　村民自治乏力，政府引导缺位

　　贺雪峰调查发现，南方一些宗族力量较强的村庄，因为存在强有力的公共规范，面对社会转型时，人情可以保持相对稳定，而中部地区很多宗族力量较弱，或者已不存在的村庄，因为缺少强有力公共力量的保护，人情很容易发生变异。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凡是在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较强，或者基层党组织力量较强的村庄，乡风异变相对较弱，对异变乡风的治理和引导，也相对更有成效。

　　河南洛阳市栾川县狮子庙镇南沟门村，共有2000多口人，此前，村里三天两头有红白事和名目繁多的宴席，村民几乎一半的收入都花在请客随礼上。为此，村里还多了句俗语：“出礼待客两不划”，即随礼的人随不起，操办的人办不起，算下来大家都不划算。

　　该村党支部书记孙文貌说，去年以来，由党支部牵头，组织村里有威望的人成立红白理事会，制定了《南沟门村红白理事会章程》，规定凡该村村民，摆桌不能超过20桌，随礼不能超过50元等，有效刹住了宴席、随礼过多的不正之风。

　　据记者调查，像南沟门村这样，通过党支部主动作为，带领村民自治遏制不正之风的村庄并不多，即使有，也多局限于一乡、一镇或一村内部，影响范围有限。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雷望红发现，一些村党支部、村委会缺乏制定规则的动力和权威，导致老百姓只能被异变潮流牵着鼻子走，无力脱身。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此前在遏制乡风异变过程中也存在缺位现象。一些人认为婚丧嫁娶、摆席设宴属于老百姓自己的事，政府出面管理这些事情，属于越俎代庖。

　　栾川县文明办主任段秀玲认为，村民自治不力，不完全因为基层党组织、村委会软弱涣散，而是因为上级不出面引导，很多基层党组织、村委会就会认为彩礼、人情等都是群众私事，他们不便出面干预，最终致使乡风异变愈演愈烈，积重难返。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通许县大岗李乡村医马文芳对乡风异变也深有体会。他认为，在一些人情规则异变的农村地区，如果没有政府介入引导，老百姓将长期陷入人情债中。

　　樊明也认为，移风易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政府应尽的职责范围，当然也不能滥用行政之手乱作为。应该一方面通过宣传倡议，痛陈陋习之弊端;另一方面，通过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力量，引导社会风气自我净化。

　　营造文明乡风“大气候”

　　2016年11月2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关于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的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把反对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和新乡贤文化。提升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加强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引导群众抵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债等陈规陋习。

　　地方积极响应，移风易俗工作迅速展开。作为全国移风易俗试点省份，山东、陕西积极推行喜事新办、厚养薄葬、丧事简办，普遍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普遍建立起红白理事会并切实发挥作用，全面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

　　采访中，记者发现，河南、湖南、湖北等多个省份正着手治理农村铺张风。例如，河南濮阳市台前县于2016年11月底出台了河南首个《红白事标准参照指导意见》，详细规定了红白事彩礼烟酒标准;湖北省每年安排1000万元，主要用于奖励村红白理事会，并对红白理事会成员进行轮训。

　　不过，一些地方政府过于激进的做法也引发舆论争议。例如，某县开展滥办酒席治理活动，将婚丧嫁娶之外的办酒席一律定义为滥办，悬赏数百元鼓励群众进行举报，一经查实，无论事主是干部还是群众，饭菜一律没收。

　　裴春亮认为，移风易俗绝非一时一力之功，对普通群众采取行政手段进行直接干预，可能适得其反，从而引发舆论对移风易俗必要性、正当性的质疑。对基层政府来说，移风易俗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好行政干预和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

　　移风易俗关键在发挥村民自治作用。“通过行政引导培育‘软环境’，通过村民自治制定‘硬杠杠’。”裴春亮说，树立新乡风、划定新标准要尊重公序良俗，不宜过于僵化越位、或用强制方式。如一些地方在出台措施时，要求“复婚、再婚不得操办酒席”等不符合农民真实意愿的应当避免。

　　河南省台前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传军表示：“要发挥好村民自治、村规民约的作用，治理铺张浪费关键在引导红白理事会、民间媒人发挥积极作用，让农民更好地自我服务、自我管理。”

　　此外，社会风气的养成需要舆论大环境的支持。裴春亮、马文芳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一是要发挥好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通过树立一批勤俭持家好家风的典型，宣传一批红白事简办的新变化，教育引导群众。二是对近年来一些门户网站、微博等炒作奢华婚礼、过度传播不良信息的行为进行约束，营造风清气朗的网络环境，通过多方合力，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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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谷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