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效法欧洲”的“告白”

　　美游和欧游，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游历。记载前者而有《新大陆游记》，记载后者而有《欧游心影录》。“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度倾向“革命”，美游归来，他彻底放弃“破坏主义与革命之排满主义”。欧游之前，梁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批评本有取舍，甚至怀疑；欧游归来，他彻底放弃“科学万能”之迷梦，主张在中国文化上“站稳脚跟”。《欧游心影录》是他告别“科学万能”并从而倡导“中国不能效法欧洲”的“告白”。（胡义）

　　冯天瑜

　　中国传统文化，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种延续力极强的文化。由于其内容复杂，价值多层，因而，人们如果从不同的视角和取向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就难免见仁见智，各执一端。就西方而论，自18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的观感历来呈两极状态，一极以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重农学派魁奈等人为代表，他们对富于经验理性、仁爱精神的东方智慧大加赞赏。另一极是以亚当·斯密、黑格尔为代表，这些西方哲人透见了东亚文化发展的迟滞性，认定它是一个缺乏活力的系统。时至当代，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在逐步深化，但大体仍在上述两极间徘徊。

　　从1904年到1920年，梁启超十余年间对中国文化的评判发生截然背反的变化

　　现代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看法也颇不一致，其分歧之大，并不亚于西方人。这种分歧不仅指西化派对东方传统的贬斥与东方文化本位论者对东方传统的褒扬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而且，即使在同一位中国思想家那里，先后对东亚传统的褒与贬、扬与抑，往往形成巨大反差。如著名文化人梁启超在20世纪初叶评价东亚传统言论的骤变性，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1899年，梁氏东渡太平洋，造访美国，目的是“暂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1903年2月梁氏再次离日游美，并于1904年2月在《新民丛报》增刊发表《新大陆游记》，文中流露出中国大不如日本，更不如美国的感慨：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

　　此游记除大力推介美国的现代文明，特别是民主政治以外，还尖锐批评中国固有文明，还痛论中国人行为方式的种种不文明处，诸如：

　　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西人讲话……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座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

　　1899年至1904年间的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仰慕，对东亚传统社会及文化的不满都溢于言表。

　　但时过十余载，1918年12月，梁启超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7人旅游英、法、德、意等欧洲列国，1920年1月离欧，3月回归上海。梁氏一行访欧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一并充分暴露，一批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人文学者对西方文明持批判态度（德国人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为其代表作），有的甚至对西方文明陷入绝望，并把希冀的目光投向东方。梁启超返回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对这种情形有如下描述：

　　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去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

　　曾几何时，在《新大陆游记》（1904年印行）中梁氏历数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种种病态，认为惟有学习西方才有出路，而在《欧游心影录》（1920年印行）中，梁氏却一百八十度转变，向中国青年大声疾呼：

　　我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指孔子、老子、墨子——引者）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这里梁启超申述的不仅是“中国文化救国论”，而且是“中国文化救世论”。必须指出的是，1920年的梁启超与1904年的梁启超相比，其爱国救世的热情和诚意别无二致，其笔端也都“常带感情”。然而，同样是这位有着赤子之心的梁启超，何以在十余年间对中国文化现世价值的评判发生如此截然背反的变化呢？对中国传统文化从离异到回归的两极评断，竟然呈现于同一思想者真诚而富于感染力的言说之间，此一奇异的文化景观，透露出怎样的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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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洁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