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的关注持续升温。这一动向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已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深入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如何在国际比较中认识和阐发中国理论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价值，成为我国思想理论界的重要使命。

　　科学的治国理论应在比较和会通中形成自身特色

　　人类各种文明形态在发展进程中面对共同或相似的问题，由此积累了许多处理共性问题的智慧和经验。例如，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与我国一样面临一个共性问题，那就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而在不同国家促进发展的实践中，会出现理论表达上的同名异义或同义异名现象。所谓同名异义，如民主政治，名相同，但其实质含义在不同国家的政治建设中有所不同；所谓同义异名，如世界上很多执政党治国理政的任务和目标大体上是接近的，但相关政治理论词汇并不完全一样。

　　一般来说，同名异义和同义异名现象会阻碍理论交流、对话和沟通。如果沉湎于求异，往往难以在会通中掌握认识提升的要领。但如果从共通的角度对与自身相关的主要理论进行比较，善于发现各种理论之间的互通性，就有助于在开放和交流中汲取对自己有益的理论成果，不断增强自身解释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一种理论愈能在比较和会通中认识同名异义与同义异名现象，就会愈加坚定用自己的概念、范畴、方法来表达主张的信心。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理论既没有陷入“全盘西化”的困境，也没有简单地排斥西方理论。它科学把握不同理论之间同名异义与同义异名的辩证关系，在开放中保持整体向前的态势，在汲取、互鉴与会通中不断实现自身的丰富和完善，并形成了特有的概念、范畴、表述和解释体系。

　　中国理论彰显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统一

　　从国际视野看中国理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统一是其鲜明特质。中国理论与其他国家的治国理政理论之间既存在共通性，又存在不可共通性，因为任何国家的治国理政理论都来源并扎根于其独特的实践。中国理论在回答人类面临的一些基础性问题以及本国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具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但应指出，强调中国理论的特色和风格，绝不像有些外国学者所说的，是要将其作为“例外主义”理论。“例外主义”具有排他含义，用它形容中国理论是不恰当的。中国理论的风格既不排他也不排外，而是重视在学习、互鉴、兼容中保持向前发展的活力。这为其他国家和民族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治国理政理论提供了新的参考系。

　　中国理论由政党建设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民主政治理论、文化文艺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外交理论等相对独立但又逻辑自洽的部分组成，拥有自己的概念体系、表述体系、方法体系和解释体系。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既吸收世界政党建设理论的先进成果，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研究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最重要的是从历史、文化、实践和世界的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就难以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背后的理论特色。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论逻辑与多党竞争体系下政党执政的理论逻辑自然存在不可相通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政党理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从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说，占世界人口1/5强的中国不是通过侵略和掠夺他国财富的对外扩张方式，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治理体系完善的方式，消化压力、解决问题，一步一步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战略目标，这是对人类和平发展的重大贡献。在此方面，中国理论与先前各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自然存在不可相通性，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优势，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与趋势。

　　从特殊性与普遍性有机统一的角度把握、诠释中国理论，有助于在国际比较中进一步认识中国理论的特色。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上，中国理论在与其他各种治国理政理论的交流和比较中显示出比较优势；在处理自身面临的复杂和特殊问题上，中国理论在开放和学习中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伴随着国际力量格局变动而来的是国际知识格局的变动，中国理论的概念、方法、范畴和表述能够为现有的国际知识格局增益其所不足。（作者：苏长和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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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洁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