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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同志先进事迹座谈会在京举行
2009年11月19日 15:17:03  来源:中国记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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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高级记者陈中华发言 张文斋摄 

    [陈中华]领导们,同志们,我的发言题目是一个党报记者的执着追求。我今年已过52岁,从事新闻工作27年多,我一直激情充沛地工作在新闻采访一线,即便2006年身患癌症后,我仍然全身心地投入。我反复审视自己,认为我工作的热情源于对新闻记者职业的热爱、责任感和执着理想信念。

    我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当时社会价值观跟现在有很大不同,毕业分配时都去争抢文化、新闻等单位,党政机关和经济部门反而受到冷落。多少年后,这种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的追求成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许多同行思想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我则一直酷爱着我年轻时的选择。

    1999年,做了多年在文学圈影响很大的《作家报》副总编之后,因为报纸整合,我进入大众日报社,重新做起一普通记者。我也是个常人,心理落差肯定是有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因为对于记者职业的爱好,我心理上很快适应了。我很快就将全部心思集中到采访对象及撰写稿子上,写出一篇好稿子,我就很高兴,时间长了,写的稿子多了,落差完全消失。

    母亲在枣庄,妻子在青岛,我在济南,一家人长期分离。2005年春节,全家人难得团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时,我突然想到,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特殊人群,更需要我们新闻人去关注。我坐不住了,骑上电动车急匆匆赶往殡仪馆、福利院、救助站。在殡仪馆,我走进停尸房,双腿打颤地看着化妆师完成了整个美容过程。我第一次认识到这群在年间不惧冷落、默默奉献的可敬的人。怕亲人犯忌,至今我都没敢告诉母亲和妻子。稿子发出后,我特别高兴,我被被采访者称为“第一个年间采访殡仪馆的人。”我以为作为一个记者,我创了新,敢为人先,到了别人到不了的地方,发现了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真是快乐无比呀。

    2006年我患鼻咽癌住进医院,在克服了最初的绝望情绪之后,我很快读起书,写起了日记。在治疗的痛苦阶段,我无力持笔,一本日记的1/3多篇幅是我躺床上口述,妻子帮我记录的。具体写日记的动机除了是想万一不治而过世,要留给儿子一笔精神财富外,主要是为康复后,重回新闻采访岗位做准备。通过与病友、大夫交谈及思考,我在日记里还记了一些采访题目,如农民看病难、抗癌感人故事,还有《专业医疗陪护行业须大发展》、《潜规则影响癌症治愈率》、《提高癌症治愈率,基层医院治疗亟需规范》等。在住院期间,我还为所在科室拟了一些贴在墙壁上的“名言警句”,以用于鼓励患者树立信心治疗,战胜疾病。

    出院以后,这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所在的大众日报特派记者组进行了两次竞岗,每次竞岗报名的都很多,竞争激烈,两次我都高调参加。而特派记者组是一支特殊队伍,承担的多是难活重活急活,需要下县下乡或跨省跨市一线采访,随时听从编辑部派遣,是完成采访攻坚战的特种兵。许多同事对我的行为不解,而在我心里,确实怕因病失去这个岗位,我太爱它了;也确实因病后未失掉这份工作并认真履行了竞岗承诺而心情舒畅,对身体康复起到了好作用。

    对我来说,新闻不仅是个职业,更是个神圣的事业。毕竟有病在身,听力下降,口腔溃疡,甚至连吃饭都变成了一种负担。但每当我进入采访状态,就全身心地投入。我多次主动向领导要任务,但他们老想照顾我。有一次,我和在外地出差的部门领导整整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我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不干工作,心里更着急,身体会更差。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领导只好又把我当成了一个“整劳力”。在外采访过程中,我多次流鼻血——流鼻血通常是鼻咽癌复发的症状之一,当然每次事后检查均未再出现问题——但我从没告诉领导,生怕再把我“保护”起来。

    因为热爱,二十多年一直都在采访写作,也养成了一些职业习惯,习惯又反过来促成了自己的工作成就。习惯包括:早晨有时间必先上网搜寻新闻线索;过一段时间必须整理所存储的新闻线索;采访本随身带,随时记下新闻线索和灵感,采访中“全天候戒备”,随时准备在任何场合记录下与撰稿有关的材料;为采访充分、真实,一般不电话采访;采访时将对方所叙全记录,便于回去分析,以考虑多种报道角度,也便于在稿中引用采访对象生动的语言;采访前必研究能搜集到的所有资料,做出详尽采访提纲,采访途中不断增添新提纲,直至采访完。

    责任使我自觉“三贴近”。对记者来说,“三贴近”是基本的职业作风,这里的关键是要贴心、贴感情。2001年夏,我去鲁西采访一件乡镇干部以收取押金方式,强迫农民种一种他们不曾种植也不会种植的作物一事。一农民陪我采访,说好晚上让我住他家。天很晚到他家才发现,家中仅他与一患癌症后期的母亲,他因陪我采访忘了为母亲买止痛用的杜冷丁针剂。他母亲呻吟着与他议论家里还有没有钱买针剂。他家中仅一张双人床。那晚我无法在他家住,在年画后偷塞了一百元钱,靠他邻居一辆坏了照路灯的农用车,凭那邻居十岁多的儿子坐在车头上打手电筒,赶了近20里土路回到镇上投宿。那晚的感受对我的心灵震动很大,加深了我作为一个党报记者的责任感。

    多年来,在农村采访过程中,我经常像农民一样,乘长途车、公交车、农用车或徒步,走村串户采访调查。采访中多次遇到农民向我下跪的情景,他们以极端朴实的方式,表达着对一个党报记者的信任、希望和感激。这些成了我长期深入农村一线采访的主要驱动力,更唤起了对自己从事的记者职业的神圣感。2002年初,我和另一记者曾做过一次大型农民土地承包调查,其中采访过胶东的王家村,村官借经济田之由,强行将农民多半土地收回,向外拍卖发包,拍卖款农民又得不到。采访时我们遇到了暴力威胁,随后我们撰写的调查刊于头版头条。但因种种原因,王家村问题并未解决,我一直对该村农民心怀歉疚,一直惦记着。2006年,中央取消了农民的全部税收,圈留农民土地的理由一律站不住脚了,在上级政府的推促下,王家村要将土地全部还给农民,农民欢欣鼓舞,我立即在春节过后赶赴王家村,写出《王家村二次分地》,反面事件正面处理,总算了却了夙愿。

    采访中,我时时感受到中国农民的优秀品德。他们善良、朴实,容易满足,小恩即大报,对党和政府无限信赖。鲁西一位乔姓农民,因村里穷,干村主任,没有工资,反而贴上了办公电话费。后因要供女儿上大学,去胶东打工,被人克扣了工资。因我过问了,为了感激我,以为我是文化人,喜欢艺术品,就买了一个非常廉价的笔筒送我,我把这个笔筒当成宝贝,因为这里倾注着一个普通农民的感情。另一鲁西的农民在我住院后,前后十多次来医院、家中探视。王家村村民前后两年,开着农用车,载着苹果奔几百里来济南看我。我欠他们太多太多,也自然加重了我的责任感。

    说到责任,同样重要的是作为党报记者对党的职责,对这个改革时代的职责。经“三贴近”式的采访,尽可能用采访所得生动的素材,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表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发展带来的巨大推动力,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巨大实惠。要表现好这个主题,也只有在基层,在一线采访,才能获得更有说服力的材料,更生动的细节,避免空洞僵硬的说教,让读者信服,看了我的稿子,感觉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我采访而报道这方面的细节很多,如:党和政府给住危房农民建新房,农民感恩,将政府工作人员姓名刻房梁上;农村社区警察夜间去各村治安巡逻,农畜不再失窃,农民反而希望警察夜半入村大鸣警笛,并当作催眠曲。理想鞭策我终生奋斗,究竟是什么动力让我这大半生时间一直痴情地追求着年轻时就选定的事业目标?我以为归根到底还是理想。

    我1978年考入大学,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拨乱反正,我不可能上大学,不会实现自己的事业追求。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同时还是小平同志的学生,也当是小平同志遗志的继承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一个小泥瓦工。所以,每想到此,我确实感到我们这一代人肩上的担子。

    如果说把自己的理想内容具体化,我概括为:希望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人民更加富裕幸福,社会更加文明和谐。作为一个党报记者,除了当好党和政府的喉舌,当好历史的记录者,还应该当好党和政府的耳目和参谋。基于这个认识,我的报道还有三个侧重点。

    一、舆论监督类报道。近年来,我公开发表了不少舆论监督类报道,另外写出一批内参报道,给各级党委和政府当了耳目,当了参谋。此类报道对采访要求更严,事实不能有丝毫出入,更需要深入现场,采访各方面的当事人,采访中遇到困难多,身体受累多,历过险,受过威胁,遭受过围攻,但我从未退缩过,也从未感到有什么苦,反而乐在其中。尤其是经过自己的报道,将一些问题予以解决,心情更乐。

    二、社会问题及热点报道。比如流浪人群及乞讨儿童近几年成为一个很棘手的社会问题。针对这一特殊人群,我先后发表过6篇以上的调查,提出了“禁讨是富人的愿望”、“儿童流浪乞讨是犯罪预科班”、“回归家庭是解决儿童乞讨问题良策”等看法和建议。

    2002年初,一些地方的农民向我反映土地承包权被侵犯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的心被刺痛了,马上拉上另一个记者,用40多天时间,坐长途车、公交车,有时搭乘农用车甚至步行,下到山东近20个县的30多个村庄,采访了数百名农民及基层干部,写出了《我省农村土地承包调查》。这组长篇通讯,连续刊发6天,反响非常强烈,许多农民把报纸贴在家中墙壁的显眼处,报道所反映的一些问题也因此得到解决。另外,我还报道了一批地方政府信访工作经验的报道,写了多篇调查,导向鲜明,宣传效果好,受到了省委省政府信访等部门的高度赞扬。

    三、前瞻性探讨性报道。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及时报道改革中的新经验,反映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为党和政府出谋划策,是党报记者义不容辞的职责。2005年6月,住房完全商品化的声音淹没了媒体版面。我当即到各地采访,写出了《廉租房建设为何叫停》,在稿子中亮明了自己的观点,由于时间问题就不多说了。我由衷为自己的前瞻性报道和它发挥的作用而感到骄傲。

    多年来,我在民生报道及经济报道中,写出了一批诸如民间借贷、医疗体制改革、城市化进程、农民工进城、股市与消费关系等一批前瞻性探索性报道,除影响了读者,也为有关方面制定完善政策提供了参考与依据。

    当代记者在中国的改革及发展事业中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者,记录者,而且是人民群众呼声的倾听者反映者,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宣传者,及时报道改革发展的新经验、新路径,可谓改革的先锋队。我为自己成为其中一员而骄傲、自豪。

    今后,我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勤勤恳恳工作,扎扎实实采访,践行“三贴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做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好记者。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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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樵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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