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将女性产假延长至3年”，让产假成为舆论热议话题。我在英国工作时发现，产假其实也是英国人关心的重要福利。只不过，他们更关心该给爸爸们多久产假，该怎么鼓励父亲多花时间精力带孩子。这不仅体现了英国人希望父亲更多参与照顾新生儿的观念，也有对提升婚姻和家庭质量的考量。
说起来，唐宁街对英国产假制度的贡献很大。早在1999年，工党政府就通过新法律：父亲在孩子5岁前享有13周带薪休假；次年春，英国从主流到八卦媒体同时起哄，时任首相布莱尔的妻子谢丽·布莱尔即将生下第四个孩子，也是150年来唐宁街10号迎接的第一个新生儿，布莱尔该不该带头休产假呢？
妻子带头施压，公开呼吁丈夫为几百万英国爸爸做榜样，让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着实纠结。但是，善于变通的布莱尔最终决定选择“第三条道路”——既不停止首相的职责，也要多花点时间陪太太和孩子。布莱尔对产假制度的调整，后来让现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平白捡了个第一——“第一位休产假的在任英国首相”。
2010年，卡梅伦的小女儿呱呱落地，他把政务一股脑儿地交给了副首相克莱格打理，自己陪伴妻女到康沃尔逍遥了两星期。顺带说一句，英国产妇们没有坐月子的习惯，也没那么多忌讳，刚生完孩子就推婴儿车逛超市的新妈妈有很多。
2011年，卡梅伦政府再推新政——如果妻子没休完一年产假就上班，丈夫可以接着休，最长可休半年。媒体引用相关研究称，宣称爸爸照看的孩子会更聪明、更健康；英国社会对奶爸们也很待见，给他们起了一个很潮的名儿：“酷爹”。对英国政府来说，鼓励父亲照看新生儿，与鼓励婚姻和家庭的政策取向是一致的。
这些年，不论工党还是保守党坐镇唐宁街，英国对婚姻形式更开放宽容，政策也向鼓励婚姻和家庭方面倾斜。从“父亲产假”到“婚姻减税”，从儿童津贴到遏制家庭过度负债，都体现了这一取向。 其实，英国并非“父亲产假”的先行者，相反，在西方国家里，英国的步子不算大，迈出的时间也不算早。当年，谢丽呼吁布莱尔使用“父亲产假”时，时任芬兰总理利波宁已经为二女儿的出生专门请假陪伴妻子。挪威更是早在1993年就立法强制爸爸们休产假，如今挪威父亲必休12周产假，而且九成父亲都会使用这一假期。北欧国家的幸福指数高，这项社会福利估计也有不少功劳。
不过，各国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有能力提供的社会福利水平也会不同。一项看上去很美的决策，在不同国家，很可能产生一系列完全不同的连锁反应或副作用。欧洲的高福利令全世界都艳羡，但欧洲人自己在检讨为何发展活力不及美国时，却纷纷批评社会福利过高，成为欧洲发展的包袱。个中道理，令人深思。
回到中国的产假话题，且不说以我们发展中大国国情，我们的社保体系也没有能力负担“三年产假”这种超过所有发达国家的福利。就以现在的实际情形而论，全国各地不知多少体制外的职场妈妈因生活现实所迫，不能休满国家规定的各种假期；不知多少职场父亲，把照料孩子和陪伴妻子的责任，转交给了丈母娘。
正因如此，与其讨论“三年产假”这种短期内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的提议，倒不如立足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先把本该做到位的福利给保障好。比如，从制度层面想想办法，如何让每个中国职场妈妈都能休满98天法定产假；再比如，想办法让更多中国职场爸爸，也能懂得照顾新生婴儿与新晋妈妈是他自己的责任。（徐剑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