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大代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杨培增的办公桌上，一摞码放整齐的病历十分醒目。办公室和诊室里还有几个“顶天立地”的大框子，里面更是装着上万份病历。

    杨培增给门诊病人看病，总会写下两份病历，一份由病人保存，一份自己留下。他说：“病历是医生宝贵的财富，很多诊断都是从问病史开始的，如掌握疾病更多信息，就能在第一时间得出结论，为患者争取更多治疗时间。”

   一份份病历的积攒见证了杨培增投身葡萄膜炎临床治疗与研究的艰辛。２０多年来，他诊治患者超过十万人次；每逢坐诊日，除有特殊情况他都坚持把所有病人看完，有时甚至加班到凌晨２点。

   杨培增不仅用精湛的医术为患者服务，更用高尚的医德感动着患者，在这个信件已经非常稀少的时代，他仍然经常收到患者的感谢信。汶川地震灾区的一名高中生曾一度失明，经过杨培增的精心诊治得以恢复。他在写给杨培增的信中说：“您的笑容像沙漠中的一泓清泉，能带给每一位患者无限的慰藉。”

   杨培增和他领导的团队不畏艰辛、不懈追求，把我国葡萄膜炎诊治和研究水平推向国际先进行列，在一些领域已处领先水平。他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基金、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计划等资助，他的团队已发表了１００多篇ＳＣＩ论文，他本人被选为国际眼炎症学会、国际葡萄膜炎研究组等４个与葡萄膜炎相关组织的执行理事、理事或成员。他还被授予亚太眼内炎症学会杰出成就奖，并被业界称为“中国葡萄膜炎诊治第一人”。

   一名安徽患者在当地医生推荐下，到广州找杨培增诊治。患者赶到广州后却得知他已经调走，于是马上“追到”重庆。面对那些慕名而来的患者以及患者充满期待的目光，杨培增说，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他说，医生治病有四个层次：用药物、手术刀或其他仪器设备治病为第一层次；用“脑”治病为第二层次；用“心”治病为第三层次；用“生命”治病为第四层次。

   杨培增在努力达到第四个层次。他说：“一个好医生应该将自己的生命倾注在为患者治病的事业中，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