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理想信念的动摇，是脱离群众的根源。横亘在党和群众之间的障碍，比任何经典著作的描述更为复杂。

　　“打江山”、“闹革命”的老一辈，许多来自备受压迫的社会底层，还有不少则是大户人家的“叛逆”。他们对百姓的感情十分真挚，对群众的疾苦了如指掌，与平民大众“天生就是一家人”。

　　周恩来到河北农村做调研，一屁股就坐在农民家的门槛上。这一坐，坐来的是农民张二廷掏心窝的话。那之后，愿听真话的周恩来信守承诺，年年都派人到伯延村，代他看望那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彭德怀回乡搞调查，晚上座谈，干部说粮食产量多高多高，他拎起手电就往稻田里跑，掐穗搓粒，要的就是个眼见为实。

　　如今，老一代的风范已成记忆。不少在相对优越的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干部，对党与群众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缺乏切身感受，一些人片面强调“精英治国”、“专家治国”，忘记了群众这个根本。更有众多“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对基层情况不甚了了。一些领导干部，或者把百姓视为管理学上的对象，对群众感情不深、关切不够；或者缺少处理基层复杂问题的能力，“不想下基层去”的畏惧与“想下基层下不去”的尴尬并存；更有甚者，将“密切联系群众”变成了密切联系钱权，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群众利益之上,把“鱼水关系”变成了“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干群之间的距离被愈拉愈远。

　　“脱离群众”，有主观努力的不足，也有环境变化带来的实际困难。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竞争、流动、分化的趋势。打破单位、地域、城乡、所有制的界限，“流动中国”扩大了人们的交往，增添了社会活力，也让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更加广泛。

　　同样是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农村孩子希望进城分享名师名校优质教育，城里家长担心稀释教育资源加剧升学竞争。同样是小商小贩沿街叫卖，有人认为便利了生活，有人认为搅扰了秩序，有人觉得有碍市容应该惩处，有人觉得弱势群体需要保护。同样是治理城市交通拥堵，骑车者为自行车争路权，开车者为车位鼓与呼，家境宽裕者反对限行摇号，低收入者认为征收拥堵费是以钱划线歧视穷人……

　　这些态度截然不同、意见南辕北辙的人，都是群众的一分子，都是党和政府的服务对象。面对如此多样、多元、多变的利益格局，群众工作的困难与日俱增，挑战前所未有。近年来，规模可观的上访人群，时有耳闻的群体事件，一方面说明，群众对自身权利的焦虑和利益敏感不断上升，我们党统筹协调群众工作的难度在加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党员干部在群众工作中“失语”，在群众方法上“失效”，在群众路线中“失位”，联系群众的能力在下降。二者相互叠加，使得党群干群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时代考验。

　　（六）我们常说，发展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这个发展，是广义的发展，其中也包括群众工作的创新、执政能力的提升。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党员数量上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截至2012年底，党员总数突破8500万，年增幅超过3%。按照这一增长速度，中共党员数量几年后就将突破1亿，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

　　与过去相比，我们的党员队伍力量大大提升了，我们拥有的经济实力和财力大大提高了，我们掌握的各方面资源大大增加了，我们可以运用的科技手段大大丰富了。但全党同志务必谨记，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人民的力量，不代表人民利益，不秉持群众观点，再雄厚的实力、再庞大的队伍，也只能是无基之台、无本之木、无源之流。全党同志务必谨记，在执政64年之后，我们所拥有的更多财富、更多资源、更多渠道，只能说明我们在把握群众所思上，在解决群众所忧上，在满足群众所盼上，应有更大决心、更多智慧、更多方法。

　　史可为鉴。1990年，苏联《西伯利亚报》曾以“苏共代表谁”为题，在部分群众中进行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等的却占85%。一个被人民群众认为并不代表他们利益的党，不管它的历史多么辉煌，其最终垮台也势在必然。

　　有外国观察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概念中，“群众路线”是最复杂和最带普遍性的概念，“包含着中共全部的秘密”，是“最为重要的软实力”。确实，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紧密联系群众。群众路线是我们这个政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巩固执政地位、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命线。如何呵护好这一党的生命线，保证党的干部不愿、不能、不敢脱离人民群众，以维护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新时期执政党建设需要继续探索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这张我们党交出的时代答卷上，这一代共产党人都应严肃自问：我们该有怎样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