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急救之外,就医必须先去乡村医院”

　　记者:您觉得提高乡村医疗服务水平,最关键的是什么?

　　夏爱克:我不是卫生政治学的专家。这些年中国政府已经在这方面投资很多。依我看,最大的问题是乡村医生学历太低。我发现,乡村医生这个职业没有吸引力,收入太低。住在乡下,孩子受教育的机会不好。百姓也不太相信村或乡镇卫生人员的医疗水平,随着交通和经济越来越好,所以都要跑到上级医院看病,这样浪费人力资源和医疗费用。病人跑走了,下面医生的收入就更低,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我建议一边把乡村医生水平提高,一边建立完善医疗体系合理分配医疗资源。乡村医生的基础薪水必须增加,薪水应该跟开药完全没有关系,只跟负责的病人数有关。除了急救之外,就医必须先去乡村医院,诊断后在乡村医院不能治疗的,才能转到上级医院。

　　还有,多控制抗生素的使用、解决红包问题,等等,不容易!

　　落后地区农民如何根本脱贫?夏爱克“抛砖引玉”

　　记者:谈谈“借羊扶贫”的体验吧?

　　夏爱克:那时每个月去三戈庄一次,花两夜三天。每次很紧张地查看羊的情况,因为一些农民管得不好,羊圈很脏,饲料不够,遇到羊病死掉了或流产,都需要鼓励他们。但也有农民很认真地养羊。

　　记者:您为什么要帮村民缴费参加新农合?

　　夏爱克:在德国,我们已经有140年健康保险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记者:您觉得像三戈庄那样的地方,农民怎样才能彻底脱贫?

　　夏爱克:现在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了很多。我不是发展经济学专家,就算“抛砖引玉”吧。

　　在现代社会,孩子都应该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根子上脱贫,公平地发展教育是前提。我的中文老师说,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做得很好,但我不确定,现在的初中教育课程,对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是否是最需要的。我观察,农村地区的教育太学术了,不太实用。我发现很多初二、初三的学生逃学,跑走打工,也许就是由于教育课程与他们增加脱贫的技能没有什么关系。当然可以考大学,但毕竟有很多学生想不到那么远。中国肯定要继续城市化,但乡下也需要有人从事农业,教育如何与这个要求衔接?这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越来越多村民出去打工,已破坏了很多家庭。留守儿童的问题很严重,依我看来这些孩子算孤儿。他们长大之后,自己没体验过幸福,怎么能建立好家庭、培育孩子?怎么能够建立健康的夫妇关系?

　　我另外有个建议:在美丽的山区可以发展生态旅游业,如home-stay(住在私人家)。大城市的生活压力大,空气不好,饮食不健康。城里人假期不一定要去国外或国内的旅游点,下乡亲近大自然,也能很好地放松。若村民受到有关的培训,可以发展起乡村旅游。城里人来了,那么看重他们的生态环境、生活方式,也会增加农民的自信,鼓励他们保持良好环境,守护民族传统文化。

　　“我的家庭和婚姻有更大的目标”

　　记者:您是怎么协调家庭和工作关系的?

　　夏爱克:我太太性格跟我不一样,她不喜欢去旅游,很怕坐飞机。所以她陪我去中国,本身就是非常大的奉献。

　　孩子小时候由她照顾,也教他们德国小学的课程。后来她帮助我接待医学短期培训班的老师。我太太是儿科医学博士,但在中国不敢做医疗工作,因为临床经验少。

　　除了夫妇幸福,我的家庭和婚姻有更大的目标,这是我们的秘密。肯定也有冲突,所以经常需要说对不起。我太太做得比我好!

　　记者:您在中国15年,有过失落或孤独的时候吗?

　　夏爱克:我天天在接触医院同事,官员,商店老板,路上的孩子,学校的学生,所以感觉不孤独。我太太的确有些孤独,想她德国密友。

　　有时会遇到一些不便公开的事儿,心里也难过。但更多的是温暖,因为我结识了很多朋友,百姓对我非常热情,如在农贸市场卖菜的老板,每次都要给我送菜!

　　记者:在中国15年,对您的孩子有哪些影响?

　　夏爱克:这15年对孩子们影响很大。他们俩没有一个地方完全扎根,说不清老家在哪儿。童年的“老家”是鹤庆,两个都很喜欢那边,有老故乡的感觉。青年的“老家”是泰国的清迈。现在在德国念书。虽然护照是德国的,但感觉跟普通的德国人不一样,可能有一点国际身份。他们说毕业之后也要离开德国,去国外。

　　很大的好处是,他们的体验、视野比德国孩子宽。他们习惯与外国人打交道,比较容易适应不同的文化。

　　在中国幼儿园和小学,我的孩子学到了好的道德和态度,如敬重老师、认真学习、孝、竞争等,不过,中国的学习竞争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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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