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当年，同盟国胜利后不久，在纽伦堡和东京设立了两个法庭，分别对德国和日本的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中国势单力薄却不辱使命
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以梅汝璈为法官、向哲濬为检察官，前后参加者共17名成员。对比苏联代表团的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特别是28名被告的日籍美籍辩护律师有130人，中国代表团力量是非常单薄的。但是，他们殚精竭虑，团结一心，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不辱使命。
东京审判按英美法系审理，起诉检察阶段先行，法官量刑阶段随后。检察官和法官必须独立工作。
在开庭前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检察官和国际检察局的同仁，有两个问题亟需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日本甲级战犯的罪行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有人认为，应当从1941年12月7日算起，因为这一天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9日，美国、英国和中国等国才对日本宣战。中国检察官认为，早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卢沟桥事变”又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继续和延长；而“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1928年6月4日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东北最高行政长官张作霖；证据表明，阴谋施行“皇姑屯事件”和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是关东军的同一批人。所以“皇姑屯事件”应当作为清算日本战犯罪行的起点。中国检察官说服了国际检察局同仁，最终确定，东京审判中，被告的犯罪日期从1928年1月1日算起。
第二个问题是，确定哪些人是日本甲级战争嫌犯。各国向盟军总司令部提出战争嫌犯名单，经初选后予以逮捕，最后由季南检察长和各国检察官会商后挑选出28名甲级战争嫌犯作为被告受审。档案表明，中国为提供甲级战犯名单作了很大贡献。早在1943年7月16日，中国就成立“敌军罪行调查委员会”，任务之一就是确定日本的战争罪犯名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后，中国第一批提出的战犯有18名，其中有9名列入甲级战犯名单。
这两个问题解决后，紧接着的任务是在开庭前撰写并提交《起诉书》。
《起诉书》对被告共提出55项罪状。起草起诉书，中国检察官面临最大的困难是时间紧，人手少。按照英美法，必须寻找足够的人证物证才可能给戕害人类的侵略元凶定罪。而日本在战时很注意封锁消息，特别在失败投降前后，日本军方下令销毁证据，更给举证工作带来困难。经过繁细的内查外调，在国内各部门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和海外华侨的配合下，中国检察组还是找到大量人证物证，提交法庭。从向哲濬的20次法庭发言来看，都是基于证据文件起诉被告的罪行，几乎没有什么情绪性的言词。
和收集书面证据相比，邀集证人出庭，难度更大。尽管准备时间短，人手少，中国检察组还是邀集了15名在中国的中外证人出庭。为说服伪“满洲国”的“执政”溥仪出庭，中国检察组做了不少工作。溥仪开始非常恐惧，害怕作为战犯受审。向哲濬和裘劭恒秘书对他耐心说服，要他放下包袱，季南检察长也亲自出面，溥仪终于同意。从1946年8月16日至27日，他连续8天出庭作证，引起轰动。
从1946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法庭审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如何为法庭提供充分的人证物证是中国检察组的关键任务。检方证人有11名，其中有8名从中国专程到东京出庭。除了4名受害者代表外，还有4名目击者，其中三人是美国籍，他们列举了大量亲历的日军暴行。正是基于确凿的人证物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把南京大屠杀定为铁案。
从庭审记录统计，中国检察官团队有5名成员在法庭发言。其中向哲濬检察官有20次讲话，倪征首席顾问有16次讲话，在庭审记录中分别占306页和626页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