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我们在理论宣传、学术研究等领域还存在哪些文风问题，有何危害，如何进一步改进文风，并以此为抓手全面改进作风、推进工作？

    万安伦：毋庸讳言，当前理论宣传和学术研究上确实仍存在比较严重的文风问题。比如食洋不化，模仿欧化的长句，玩炫目的概念，片面追求新异奇特的现象。又如内容僵化，“假、大、空”“长、泛、水”“僵、硬、旧”等内容僵化的文章大行其道。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的传播环境下，受众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一些媒体和学者的思想理念、文化生产方式落后于时代，加之对“走转改”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执行不彻底，都可能成为改进文风的“高门槛”“绊脚石”。换句话说，理论通俗化、大众化的时代使命不但没有结束，反而更加迫切繁重。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美国歌手鲍勃·迪伦，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他的原创歌词，让我想到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和合乐歌唱的宋词。用群众话说群众事，这是改进文风的题中之义，也是改进思想作风的现实路径。

    刘跃进：文风问题由来已久，积弊较深。形式主义、功利主义、庸俗主义的文风表现得比较突出，繁缛、华丽、冗长、沉闷。究其实质，就是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脱离了社会的发展。在学术界，项目体、学位体盛行，穿靴戴帽，堆垛学问。有的作者故作高深，把文章写得晦涩难懂。有的论著或贩卖西方概念，用文法不通的欧化句子唬人，或掉进传统书袋子，专门挑些生僻少见、生拼硬凑的字眼。这类著作通常有个共同的毛病，即大搞繁琐哲学，添枝加叶，看似内容丰富，其实言不及义。结果，懂行的不看，不懂行的看不懂。在文化艺术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那样，一些创作，以功利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无病呻吟，缺乏真情实感，为作而作，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还有行政公文，也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长、空、假”的问题。有些文件洋洋洒洒不着边际，套话官腔连篇累牍，枯燥乏味，死气沉沉。

    改革文风，首先要求作者在方法论上客观准确地认识世界，并在实践层面指导自己和广大读者。只有深入实际、了解民情，才能掌握老百姓的语言，才能写出触及本质的文字。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如何触及事物的根本，就是要经过群众的实践，以及在群众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规律性知识，也就是认识、观察、处理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文风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从思想上入手，解决为什么人写作的问题。我们必须走向社会，深入基层，贴近百姓，了解民情。经过实践洗礼的文章，一定会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用尽可能少的篇幅，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当然，扭转不良文风，不仅仅是文化界的事，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净化整个社会风气相联系，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刘建军：从理论界的情况来说，文风问题首先表现为语言晦涩难懂，对理论表达的通俗性不够重视。理论研究当然需要严谨的学术化表达，但学术和通俗并非不能兼得。深刻不一定晦涩，通俗不一定浅薄。真正优秀的理论作品，应该是深刻的思想内容与清楚明白的文字表达相统一的。其次是欧化式表达，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习惯。在这方面，我们要增强学术自信和自主，在借鉴西方理论话语的基础上，努力创造我们自己的理论语言和话语体系。再次是简单照搬文件语言，不能贴近群众的接受能力和习惯加以生动活泼的转化。文字功夫当然是长期积累和磨练的结果，但只要我们真正重视起来，并自觉地去锤炼自己的文字表达，就会不断有所进步。

    陈晋：当前有一种比较奇怪的现象，我们的理论人才队伍远比过去大多了，干部的文化水平比以前普遍高了不少，研究问题的思想资源和思维素质也比以前丰富和深刻了。大家的条理分析能力和总结概括能力不可谓不强，说事情，讲体会，谈观点，都能捅出个一二三，但是，真正有创见，让人亲近的东西总感到不足，文风问题仍然不很理想，甚至让人有些头痛。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理论研究文章难免运用大量概念。运用概念，讲究逻辑推演，确实是理论研究文章的特点，但也要看概念、逻辑与实践的关联对不对位，与人们的日常感受切不切合。如果和实践不搭界，概念再丰富，逻辑再严密，文风也不会好，理论就可能是灰色的，听者读者也难有好的收获。

    如何改变这一现象呢？我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率先垂范给我们的启示是，文风问题说到底还是“内容为王”，讲什么写什么，最终决定着怎样讲怎样写。一些讲话和文章，读起来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确实没有毛病，就是读不出诚意和生气，原因恐怕不在于文法技巧，而是内容不那么到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改进文风的要求，大概要从讲什么写什么的问题上走出第一步。我们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相应的，文风改进当然也是永远在路上。（人物素描：郭红松）

    光明日报记者杜羽参与了本文讨论、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