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其实文风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刚才几位也提到了，古人就常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以载道”等等。回顾我国传统文化，先贤大儒是如何看待文风问题的？

    万安伦：曹丕就曾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关于文风问题，古代许多先贤大儒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上文提到的欧阳修不是个例。大家最为熟悉的“唐宋八大家”，其实就是改良文风的八大名家。“文起八代之衰”是苏东坡对韩愈改良文风历史功绩的高度赞誉。为什么说自东汉以来文风衰落颓废了呢？主要是因为东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凡为文必须“骈四俪六”，内容上大多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形式上讲究对仗工整和声律协韵，甚至不惜因文害意，误入形式主义歧途。韩愈、柳宗元奋起抗击、革新流俗，“三苏”等前赴后继，才彻底改变了这种形式华美而内容空洞的时文风气，使健康文风成为文坛主流。而后的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等都是文风改良的优秀继承者。

    刘跃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风向来是一个重要命题。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用植物来形容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在王充看来，心中的“实诚”是“文墨”的根株，文实相符才是好文章。他写《论衡》便体现了对社会的深刻认识，目的在于改造社会。

    好的文风，首先来源于作者之“诚”。古人说：“修辞立其诚”。胸襟气象，是做好文章的第一要义。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著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撰文著书，要说真话，要有真知灼见。同时，还要有真情实感，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具有这样的品格，才会有好的作品。朱熹说：“文从道中流出”，“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有道则正大，不待经营便有好文章。曹操的文章，不加掩饰，一改东汉末华丽不实的旧文风，开创了个性鲜明、简洁务实的新文风。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他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口，所以曹操的诗文才能成为“建安风骨”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