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记者：今年来校园屠杀案、灭门案这样的惨案频频发生，在我们感到悲伤的同时，社会也将一个更为沉重的问题抛给了媒体，那就是报道尺度的问题。您作为一名多年从事法制报道的前辈，觉得在报道的时候该把握怎样的尺度？对于案情细节的描写上又该怎样处理？

    王松苗：我曾经把案件报道分为案情式报道、引导式报道、分析式报道、质疑式报道、侦破式报道。不过哪种形式的报道，都面临一个案情的选择问题。因为篇幅的限制，你不可能什么都一股脑地堆砌到文章中去。最主要的是，法治报道，必须选择好角度，注意导向，把握好报道的尺度。现在出问题较多，细节描写过于暴露的主要是案情式报道，引起连锁反应的也主要是这些报道。所以，对于那些残忍的、血腥的、隐私的作案细节，在报道中，必须惜墨如金，而不能进行渲染。在标题和版面的处理上，也要尽量克制。同时，还要充分估判报道的后果，多从人性的角度、尊重人权的角度、社会影响的角度，进行文字上的打磨，切实做到准确，规范。在这一点上，任何媒体都应当不追求卖点，对公众负责。这样，虽然文章的可读性有所损失，但责任性增强了。这样的媒体，更受人尊敬。

    就这个问题， 我曾经提出过两个观点，第一，是多作程序性报道，少涉及实体性报道尤其是细节性报道。在法院未作出判决之前，任何事实都是有待验证的事实，对此，必须审慎客观，以防先入为主，造成不公。第二，深挖事实是刑事报道的一个误区。侦查起诉阶段如果非要报道案件细节，也必须见到公开的法律文书——这种文书通常是起诉书，其他文书很少涉及到具体的案件事实。西方媒体坚持两个以上的新闻来源才能报道案件事实的做法，是反复打磨出来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案件报道是检察日报的一道主菜，也是一道特色菜。长期以来，我们坚持“化腐朽为神奇”的指导思想，将已然发生的负面案件，通过报道转化成正面的引导，不降低格调，不追求猎奇，不寻求刺激，目的就在于实现案件报道“寓教于法，启迪人心，疏导情绪”的效果。比如，在案情式报道中，我们坚持“三个一笔带过”，即对于可能产生负面效应的犯罪细节（强奸、杀人、绑架等容易模仿的）一笔带过，对于与报道主旨无关的细节（个人隐私、生活作风等）一笔带过，对于品位不高的细枝末节等（比如饭菜质量生活起居等）一笔带过。这样一来， 我们的报道虽然损失了一些可读性，但总体上较好地把握了导向性，反而赢得了更多的读者。

    本网记者：作为一个法制记者常常会出现同情弱者的心态，您在报道上又是如何权衡的呢？比如说2007年正义网率先报道了轰动一时的《“妻子”难产，“丈夫”拒签字致死两条人命》这样的新闻时，您是怎样把焦点从丈夫的身上拉开而对准了医院的呢？

    王松苗：悲天悯人同情弱者是一个新闻人应有的情怀。我是从贫困的大别山区走出来的，对社会底层、对上访投诉的人，可能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容易从感情上对他们进行“有理推定”，想方设法地为他们鼓与呼。所以，对打工农民、对类似安徽老太太冯彩云这样的弱者，我们一帮就是几年，一追到底，直至达到一个理想的结局。很多媒体在这一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作为法治媒体，我们同情弱者，但也从不漠视强者的权利。换位思考，常常让我们明白，弱者强者都是相对的，甚至是互相转化的。媒体人必须保持应有的理性和自尊。

    2007年正义网率先报道《“妻子”难产，“丈夫”拒签字致死两条人命》这样一条新闻时，面对铺天盖地谴责“丈夫”的舆论，编委会迅速调整报道的方向，认为不能把这个“丈夫”推向悬崖，“不能再弄出第二条人命”，而应当把文章的焦点对准 “不签字则不手术”的医疗制度。“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让病人最大可能地活下来，永远是最高的规则。必要的时候，应赋予医生最后决定权。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制度性松绑’”——检察日报发出的理性声音引起了高层的关注，今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中第五十六条规定，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十几年来，从湖南靖州加油站的较量到浙江乐清150名三轮车夫的饭碗，从福建三明“吃人公园”的曝光到京郊农民陷入芦荟骗局的追踪，从对山东平度农民工伤的声援到为浙江断臂民工的呐喊……对弱势群体的每一份关注，都让读者感受到了评论硬的力量和法治柔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