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记者：最近记者被打的事情时常见报，你又是怎样看待舆论环境对舆论监督的影响呢？

    王松苗：类似的新闻我一直比较关注。只要你不断地曝光，不断地打抱不平，就会有反抗的力量在不断地滋长。这些反抗，包括软的，比如不接受采访，采访中打太极拳等；也包括硬的，比如威胁恐吓诬告等，最极端的就是诉诸暴力进行报复。打人者自有法律管束。而事件发展到这一步，根据我的观察，媒体和记者往往更能赢得公众舆论的坚定支持。这就不仅不应动摇我们进行深度报道的决心，而且应该坚定我们开展舆论监督的勇气：既然不法势力如此猖獗，媒体又岂能坐视不理？“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

    山西《长治日报》社总编辑弓德旺曾经对舆论监督工作提出了一个“三敢”精神：敢于吃苦、敢于吃亏、敢于惹人——没有吃苦的精神，不愿搞舆论监督；没有吃亏的精神，不能搞舆论监督；没有惹人的精神，不敢搞舆论监督。 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值得借鉴。作为记者，不能因为环境的起伏，而动摇监督的信念，不能为了减少风险而“宁写三篇会议稿，不写一篇监督稿”，好的记者，必须有追求，胸怀正义，不畏浮云遮望眼，敢为百姓吐真言。

    王松苗：借这个机会，我想需要提醒那些反感被监督的人：舆论监督是公民行使话语权的重要表现，是不容侵犯的。因此而侵犯公民人身权、人格权的，有民法管束；侵犯公民出版权的，有行政法律法规管束——比如，2002年施行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自由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合法出版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扰、阻止、破坏出版物的出版。”被监督者对舆论监督有不同意见的，既可以据实向新闻单位反映，也可以走上法庭讨回公道。

    至于公务人员接受监督，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义务。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有明确规定。同时，这也是党的纪律要求。目前，监督权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加强公众监督被认为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事实上，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舆论监督。早在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当在报纸上广为揭发。”邓小平同志也在一份报告中说过：“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先后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提到加强要监督。可见，舆论监督作为“政府喉舌，百姓镜鉴” 是具有“光荣传统”的，不应该被视为“洪水猛兽”。

    公众舆论与法律支持，是我们开展舆论监督的靠山。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新闻媒介自身不需要反省。其实，我也注意到，有一些纠纷确实是事出有因，或者说，媒体本身的偏听偏信加剧了当事人的对立情绪。所以，记者必须不断提高监督水平，讲究技术，树立充分的证据意识、法治意识，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