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它来了就是来了，存在了就是存在了，

    你怎么面对、怎么解决。而且它非常有生命的本质，我完全能理解和相信，

    这两个看上去社会地位那么不同的人，就一瞬间在一起了，

    这是多么有生命感的一件事儿。

　　◎马戎戎

    我只是电影的翻译官

    三联生活周刊: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到《太阳照常升起》，作为导演，你一共只拍了三部电影，平均七八年才拍一次，这是为什么？

    姜文:我一直都觉得我还不是个专业导演。我七八年才拍一次，很多事务性的事就忘了，所以不拍电影的时候，我很少到现场去。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傻子，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干吗。但是我愿意保持非专业的状态，因为它鲜活。我这三个故事都是我先看见的这个电影，我脑子里，就是闭上眼睛在脑子里看得清清楚楚的这电影，看了若干遍。然后我拍的时候就在追寻这种流动感，在不断围追堵截。

    三联生活周刊:像追一个女人一样吗？

    姜文:我追女人的时候没这么有耐心，这确实比一个女人要丰富。那个色彩一直在那儿，像一团光似的，一会儿你在它旁边，一会儿它跑你上面，当你追到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你创作的，是它原本就存在。我三次把片子做完了，变成拷贝在那儿看，立刻觉得它根本跟我没关系。这不是我拍的，怎么剪的、怎么弄的我完全忘了，我立刻觉得这东西难道跟我有关系吗？难道是我去把它一点一点、从无到有弄出来的吗？而且它自己那么有脾气呀，所以我只能小心地去呵护它，去奉承它那感觉。所以，我觉得电影跟创作之间的这个魅力，我一直欲罢不能，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它要给我往哪儿带。

    三联生活周刊:但在我们外界观众看来，得到的感觉是相反的。看《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你要红色的飞机，就把那整个飞机都给涂了。《太阳照常升起》里，你觉得村子不应该在它原来的地方，而应该在你选的外景地，就把整个村子都搬了。你是一个控制力很强的导演，甚至霸道？

    姜文:在外界看来，我是改天换地，但我是在受另外一种东西掌控。我追寻的东西告诉我这地就是红的，然后我看这地是黄色的，就觉得不对。不是我想把它改红，而是我看这电影里面，它就是红的，烟尘是红的。而且我能感觉那些红的烟尘落在绿的叶子上，一点一点、一颗一颗落下来。我就是一翻译官。我记得我看见那个东西是什么样的，我相信那个东西是存在的，我就是在翻译，然后大伙把它做出来，把一个原本有的电影翻译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幻想”里，也包括性幻想吧？我看到《太阳照常升起》里，陈冲扮演的角色，她穿着白大褂的形象，让人感觉是你少年时期对成熟女性的幻想。

    姜文:这些我毫不隐讳，与其说是还原某种幻想，不如说是去掉角色的过程。去掉她是一个大夫的角色，只是一个人，她穿一件白褂子，里面是空心的，身体的一些最突出部分在支撑着这白大褂，然后她给你的印象是她还一直在洗，老是湿漉漉的感觉。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但我要把这感觉带进去。

    三联生活周刊:比如宁静的米兰，比如姜鸿波，都是看上去很丰满，生命力特别旺盛的那种，你好像很喜欢这种女性？

    姜文:费里尼的电影更夸张，那种地中海的女人，每一个地方都夸张得一塌糊涂。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很喜欢夸张啊。《天鹅绒》有一种拉美文学的魔幻氛围，但是叶弥究竟是女作家，比较纤细。但你拍出来的影像真的比她强烈太多了，阳光的质感，颜色的亮度，高度饱和。

    姜文:我觉得是不同的荷尔蒙造成了这种情况。《天鹅绒》里有一段描写，女人偷情了，男人想质问她，女人很平静地说，等我煮完粥再说。煮完粥，女人给他盛好，端上，然后一点不虚心地跪在地上。我很受这段描写的触动。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它来了就是来了，存在了就是存在了，你怎么面对、怎么解决。而且它非常有生命的本质，我完全能理解和相信，这两个看上去社会地位那么不同的人，就一瞬间在一起了，这是多么有生命感的一件事儿。

    我的片子在法国做后期时候，有几个不同国家的人看了。一个拉美人看了说，这太像他们那儿的人了;一个巴尔干的人看，他说这就是我们巴尔干岛的故事;还有个欧洲人，在中国当过红卫兵的，他说这是很欧洲的电影。显然这三位都不是一个地方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触及一种卸了装以后的感觉，这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欣喜的东西吧，它能让你觉得这是离你的生命区域不远的东西。

    我要拍“来劲”的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还是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驱使你从演员成为导演？

    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我只是觉得电影怎么都拍得这么没劲呢，能不能拍得来劲点。拍《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前，我能看见的片子都不太令我满足，不一定是我演的。就我能看见的片子，我觉得还能不能好点。我演的电影我都忘得差不多了，我也不怎么看，然后我就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顾长卫就说咱们弄个片子，弄个来劲的呗。电影里没有腕儿，发行的时候我们自己发行，人说你这个怎么发啊，故事看不懂，我说有什么不懂的啊，不习惯和看不懂是两回事，结果让年轻人一看，都特喜欢，我就有信心了。

    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前面总是有让我不满足的地方，我想我们同届的毕业生99%是这么一个想法——我们改变一下吧，来吧，我来一个吧。这种心情，我觉得也并不特殊，我想当时施隆多夫和法斯宾德那些人在德国拍戏的时候，说我们来教德国人怎么拍电影吧。每一代新人出来都会这样，胡适刚从美国回来也引用了一句美国诗人的话，“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一样了”。年轻人准备开始做事时是有这样的一种野心和雄心壮志，我把《阳光灿烂的日子》写完的时候还不到29岁，拍的时候也就30岁，是得有那么股劲。

    三联生活周刊:即使是《红高粱》和《芙蓉镇》都不能让你觉得来劲么？

    姜文:这两个片子给我很深的触动，两个片子的摄制组都是很单纯和热情的，从导演那里就能感觉到一种很积极的带动性。张艺谋当时已经过了36岁的本命年了，大概三十七八岁吧，我觉得这是他厚积薄发的作品，也感觉到“我来吧，你就先歇着吧”的自信和豪气。谢晋当时也正如日中天。谢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导演，从他开始做导演就覆盖中国大面积的观众，从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40年。我跟张艺谋也讨论过他，说他是很难超越的。两个片子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也还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对我来说，原本我就根本不知道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这两个片子，我也参与了改剧本，参与了角色设计。我当时觉得电影界怎么那么没文化——演员改剧本，你要是演话剧这就是正常的，而且是被推崇的，而且自己设计造型，我要穿什么服装，不穿什么服装，我怎么化我的妆，头发长短，怎么设计，这是一个话剧演员必须做的一件事。而到拍电影的时候，他们问，你为什么老管这个事，我说我不管谁管啊，然后就没法遏制地不断改这改那。

    三联生活周刊:你自己拍电影时候，你的要求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

    姜文:我这三个片子都会把演员发到要拍摄的地方。演员是个材料，他自己离角色本身天然是有距离的，要缩短这个距离。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时，我把演员都发到了大兴，让他们封闭体验。拍《鬼子来了》时，我连陈强、陈述都发去体验生活，养猪去了，去农村住了两个月;演鬼子的发到武警部队军训去了。这次房祖名我就给他发到云南，每天在那儿体验生活，学开拖拉机，在山路上开，跟当地的孩子们混在一起。

    我们处在“农转非”的环境里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想过这个票房成功和当时的电影环境之间的联系？1995年是10部进口大片第一次进中国，《阳光灿烂的日子》刚刚在威尼斯上拿了大奖，大家把它视为唯一可以和10部大片相抗衡的国产电影，因此采用了和进口大片同等的发行规格。但是已经过去了10年，你怎么看你在当下电影环境里的位置？我听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太阳照常升起》的发布会上，有个姑娘抓着你问周韵为什么会怀孕？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信号？比如说，我今天把你当成一个艺术家，但是很多人，他可能更习惯这个人一定要有绯闻，他是一个娱乐明星。可能现在的普通观众，他希望看到的是故事简单、场面宏大，能够去满足他感官刺激的东西。

    姜文:其实我愿意聊的是一个心态，比如说美国电影、欧洲电影和中国电影的心态问题。美国电影的创作者和观众，它是一个勾引关系，赏心悦目、互相调情的关系。欧洲稍微成熟一点，多少有点第三者的关系，但毕竟还是梳洗打扮，喷着香水去约会。中国电影的心态有问题，我觉得必须调整，就是说我反正是糟糠，跟你过这么多年，睡不睡也得睡，澡不洗，头不梳，往床上一躺，先跟你聊柴米油盐，怎么糟心怎么聊，那能舒服吗？您太折磨他了，他必须跑。所以，我觉得《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成功，是与我和作品的心态，和作品的风格有联系的。我们也看到有的片子，糟糠也梳洗打扮了，涂胭脂抹粉，猛一看是一个新女性出现了，结果一上床聊的还是柴米油盐，啊，完全没有荷尔蒙了。

    所以我为什么对我的片子有自信呢？我跟观众是一个调情关系，我不是说那种庸俗的调情，而是赏心悦目的东西，而且我是梳洗打扮的。我想说的是，观众对作品的饥渴依然存在，这就是中国的盗版市场为什么有那么丰厚的利润的原因。但也许这些人通往影院的道路并不平坦，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我依然是乐观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自己的片子这么有自信？可是我已经听到一些人说，看不明白了。

    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很多人也说不明白，不明白其实是不习惯，不习惯不一定不能带来欣喜。我想说，观众喜欢看好的电影，喜欢看来劲的电影，所以《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来劲的，《太阳照常升起》是来劲的，这就够了。不论怎么样，不会影响我的前进方向。

    三联生活周刊:我记得你之前在上海电影节上用“农转非”来形容过现在的电影？

    姜文:中国没有大规模的电影工业，不是一个电影工业国家，就是个农业国家。现在通过一些人的努力，“农转非”，“非”到哪去，是不是直接是工业了，还很难说。中国的票房到了今天，拍片子规模有这么大，这是个成绩。我很羡慕张艺谋，包括他能有张伟平帮他处理事务性的工作，这都是心里话。我说的“农转非”包括慈禧，包括梁启超、毛泽东、胡适，包括王朔的现象，都是一个在“农转非”的环境下产生的。新地儿并不明确，老地儿不能待了，乱七八糟的。但在老地坐会儿的声音是越来越少了。

    三联生活周刊:那《太阳照常升起》找到新地儿了么？

    姜文:幸亏它是飘荡在空中。

    我不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 《太阳照常升起》的结尾镜头，你用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孩子，据说拍摄那天很冷，小孩子躺在那里哇哇大哭。你不心疼么？

    姜文:我们做了处理的，冷是不会冷。一个不到两个月的孩子，到哪儿去找？用人家的孩子，人家也心疼，这并不是一个令人舒服的事儿。现在想起来，有件事还挺后怕的，因为怕他冷就垫了一堆豆子，用豆子隔温，可万一吸进去是很危险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觉得你还是挺狠的，作为一个父亲一般狠不下这样的心。

    姜文:不，我尽力了，我们拿一天时间在那儿做了练习，他在那儿只用5秒钟就够了，他是个大腕儿的待遇。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不去演毛泽东呢？我觉得你演毛泽东应该是很合适的。

    姜文:你这又说到我的心病，我是想演，但我演的毛泽东可能是通不过的。我觉得他可以把几万人带着迁徙，又没有补助费，像摩西出埃及一样。这种东西是精神上的，但他也很矛盾，很有悲剧性。他跟斯诺谈的那段话里提到，他的亲人死了那么多，我觉得那是他体会到某种悲剧感的时候。解放军进城，他会哭。还有一个故事，他跟他的护士说，我死了你把我烧了，烧了呢把我弄到长江边，把骨灰撒到江里面，你们跟鱼说:鱼啊鱼，他活着的时候吃了很多鱼，现在你们吃他吧。这让我读到很多他的内心世界，包括他的词里面“往事越千年”——他很孤独，他只能跟曹操聊天，别人没法聊，他没法辨别别人跟他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年轻时是一个很出色的文学青年吧，后来他不写词了，或者写得很潦草。我觉得这里有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他是你的偶像吗？

    姜文:不能这么简单地说，真的不能这么简单。赶巧我们这一代人，1976年以前的人吧，赶巧跟一批历史创造的英雄同时代活过。毛泽东逝世时，我已经13岁了，起码这13年我们是在同一个舞台上生活过，他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

    三联生活周刊: 《鬼子来了》之后，你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做导演。你又是那么一个欲望强烈的人，忽然像孙猴子一样被压在五指山下，会不会觉得创造力受到了压抑？

    姜文:我觉得对我未来的片子有好处。我从读了戏剧学院，一毕业就演了那么多的片子。然后30岁就掌握那么多的资源拍了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相对来说有点顺。碰到《鬼子来了》这个事情，到今天来说我会觉得是在给我补课，这课我觉得早晚得补，早补比晚补强。

    这是个很生动的教育，现在我的激情会有的放矢。有篇批评我的文章，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姜文这么爱较劲、处处都较劲的人，我都开始怀疑真正需要他开始较劲的时候他还有没有力量去较劲。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叶京的那个电视剧，一群在大院里的孩子，受英雄主义的鼓舞，长大后却要面对一个比较平庸的年代，那种失落，那种不适应。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在《鬼子来了》之后？很多人都在讨论你的穷，一个男人，要养家，还坚决只拍电影，好多人觉得你有点儿过分拧了。

    姜文:我拍电视剧呀，我也去客串。

    三联生活周刊:当一个强势男人到要去客串电视剧来维持生活的时候，你在生活里不困惑么？

    姜文:我的困惑在于，我特别恨闹钟。每天我醒来的时候，我会问自己，你为什么要上闹钟，因为你没睡够，所以你应该早睡，才能早起。但是，等我有时间躺在那儿的时候，我要看本书，看点什么，时间却又到了必须上闹钟的时候，我对自己很困惑，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怎么老跟自己拧着？还有我老忘了哪个是热水，哪个是凉水，这个问题我老是解决不了。

　　我刚刚进入社会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觉得自己在生活里，不能去左右一些事情？

    姜文:一个特别能左右生活的人，他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创作者，因为他没必要再去想象一个生活之外的空间。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创作者，某种程度上都有离开生活的想法。我在电影里能摆脱这种困惑。电影里有一个非凡的世界等着我，而且电影的世界，你是可以相对左右他。拍戏时候我就很快乐，几乎不发脾气。我去看景，明明是我想象的一个样子，居然就在那儿，你用什么样的欣喜都不能表达。拍《鬼子来了》时，我画了一个图，我说这是一个炮楼，这边是长城，中间是一个村子，然后长城就掉到水里面去了，别人就说异想天开嘛。最后在潘家口找到个水库，跟我想象的是很像的，而且居然这个山形和长城的走向和我画的一模一样，只是反了一个方向，你知道这时候有多兴奋吗？好像是上帝帮你创造了一个环境，只需要搭一个炮楼和一个村子。

    三联生活周刊:于是你就把一个村子从香格里拉搬到炮楼那儿去了？

    姜文:那已经是一个简单的事儿了，房子已经搭好，只要你拆和组装而已。所以我第一次拍戏的时候，我就从幻想的世界里好久回不来。事实上，我可能就是这两年才进入社会。你能明白这意思吗？

    三联生活周刊:以前的和社会各方面的人打交道不算进入社会？为了帮朋友和税务局官员在酒桌上拼酒不算进入社会么？

    姜文:进入社会是我开始正视社会，以前，我老觉得干吗我非要挪这儿去，为什么不可以挪那儿去？后来一个朋友说这不是你的剧本，这是一个现实。我为什么会碰壁？是因为以前我不认为，社会是你必须认识的。我是40岁之后才开始认识到，社会要认识要适应，不是随意能改变的。

    三联生活周刊:了解到这点让你痛苦吗？

    姜文:不痛苦，但需要一个过程。-

    (实习生王璇、王萃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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