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气候协定贵在执行

　　英国金融时报网１５日发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 杰弗里•萨克斯为该报撰写的题为《巴黎气候协定贵在执行》的文章。文章说，《巴黎协定》及其辅助决定是一场外交胜利。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真正的全球合作。不过，分清外交和执行是至关重要的。外交官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巴黎协定》睿智而清晰地指引世界向正确方向努力。然而，它不能确保执行，后者仍是政界人士、商界人士、科学家、工程师和公民社会的共同责任。

　　全球协定对于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围绕共同目标开展协作是必要的。《巴黎协定》明确表明了一种全球承诺：使升温幅度“远低于2摄氏度”，并努力把升温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是严肃和睿智的——这个目标得到了改善（相比之前的“低于2摄氏度”），依据是有科学证据表明，世界面临海平面大幅升高的严重风险。各方还力求使全球排放量尽早见顶。

　　严峻的事实也并未被忽视。按照处于《巴黎协定》核心的各国自愿减排贡献，最终结果将守不住2摄氏度的升温上限，更别提1.5摄氏度的升温上限了。各方指出，“将需要大得多的减排力度”。这并非一个假心假意的协议，而是外交官在向世界告知真相——我们应该瞄准一个高目标，但目前做得还不到位。

　　《巴黎协定》涵盖了重要的基础内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提供融资（包括辩论很多的到2020年每年1000亿美元，如今提出2020年以后1000亿美元是下限）的需要；开发和传播技术的需要；在世界许多地区建设能力的需要；以及设立新机构支持上述所有目标的需要。

　　《巴黎协定》的文本平衡、明智、全面，令人鼓舞。真正问题得到了讨论。各方同意每5年进行１次承诺审核与升级，并拟在2018年进行第一次“盘点”——那时协议甚至还没有生效。

　　怀疑论者会说，《巴黎协定》没有强制执行力。他们说对了。他们暗示，《巴黎协定》因此无关紧要或注定失败，但在这一点上，他们说错了。这类协议感召我们更美的天使和国家的自身利益。它们强化决心，明确前进路线，激励全球责任，推进各项举措，并通常意味着更有希望避免那种往往破坏全球合作的“搭便车行为”。

　　正如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对于此类目标设定所说的那样（当时他指的是核不扩散以及禁止大气层核试验），“通过更清楚地定义我们的目标，使之看起来更易管理、更易达到，我们可以帮助所有人认清目标，从中得到希望，并且无法抗拒地向着它迈进。”

　　２摄氏度的上限是可行的——至少勉强可以守住。深度脱碳路径项目（简称DDPP）正在占全球排放量超过70%的16个国家实施，从经济层面和技术层面展示了到2050年实现低排放的可行途径。1.5摄氏度的上限可能会在未来数十年失守，但是通过以生物和地质碳封存实现的大规模净负排放，这个上限有可能在本世纪晚些时候收复。

　　《巴黎协定》中值得注意的承诺之一建立在DDPP之上，它呼吁所有国家准备“长期低温室气体发展战略”。这些战略应该以2050年实现低排放为目标，在2020年之前提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这将促使各国明确思考为守住2摄氏度和1.5摄氏度上限所需的能源和农业深层转型。

　　外交官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法国外交部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21届会议主席洛朗•法比尤斯是一位外交天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多年来以坚定、耐心、低调、紧迫的外交手段对全世界的政治、商业、科学界领袖做工作，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此外，有３位国家领导人值得特殊表扬：以现实方式带领国家向着可呼吸未来努力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顶住腐化的共和党（石油游说团体已经掌握并控制着该党）压力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以及承担此次大会的政治风险、并在国家遭受恐怖袭击之际出色地举办大会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

　　姗姗来迟、亟待推行的政策实施如今即将开始。这不再是外交人士的工作，而成为了商界领袖、工程师、金融管理者以及政界人士的共同任务。不过，现在我们有了法律框架和共同愿景来推动我们坚定不移地向着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