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竞”与“合”
新华社发
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3日至24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双方在加强双边合作、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与能源合作等9个领域共取得127项成果，为9月份两国领导人峰会做了重要铺垫。
在外界看来，更值得关注的是本轮对话举行的背景。在本次对话前的媒体吹风会上，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且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不总是事事都看法一致。按照曾参加尼克松1972年访华之旅的美国资深外交官查斯·弗里曼的话说，这种不一致让“美国对中国发出了不满的、甚至是尖刻的抱怨”。这同样是中国的感受和反应。
中美关系正越来越真实地显示出“竞合关系”的实质。127项对话成果清单，反映着中美关系“合”的一面，战略局部的互不信任，则反映着中美关系“竞”的一面。这种“竞合关系”也自然投射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来，同时赋予其价值。第七轮战略对话，特别表现出了通过事务性合作缩小分歧的特征，这与早期中美战略对话寻找两国关系定位、搭建关系框架形成对照。务实合作，更能找到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似乎已在两国形成默契。这弱化了中美两国间存在的张力，也透露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
1 中美战略对话风格的三次转换
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所以更加重视务实合作，取得这么多成果，是7年来中美关系不断调适、战略对话风格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创立之初，正逢金融危机爆发之时，这决定了早期的战略对话风格更强调合作应对危局，中美战略对话的主题变化即透射出这一点。2009年首轮对话主题是“凝聚信心恢复经济增长，加强合作”，第二轮主题是“确保持续发展、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第三轮是“建设全面互利的伙伴关系”，第四轮是“深化战略沟通与务实合作，推进持久互利的关系”。
2013年以后，随着后危机时代到来，中美战略对话的风格发生了变化。第五、第六轮中美战略对话，突出“推进相互尊重”的主题，由此也透露出消弭中美关系中的战略互不信任成分，已与寻求合作红利并重。这也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直面的问题。经过两年调适，到今年的第七轮战略对话，风格再度发生变化，“加强战略性对话，提升合作水平”成为主题。这表明，中美已经找到兼顾“竞”与“合”的途径，即以更务实的合作，巩固两国关系基础，管控可能发生的危机。
更进一步看，中美战略对话风格的转换，与国际秩序发生变化、中国实力提升这一大背景密切相关。在中美战略对话期间，乔治·索罗斯发表了一篇引发广泛关注的文章，对现行国际秩序作了精当描述：自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未能解决任何一起重大冲突；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给人留下的是酸楚的回味；世贸组织1994年后的重大贸易回合谈判均未能圆满收场；由于治理方式过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越发受到质疑。20国集团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曾作为潜在有效的国际合作工具出现，但现在似已迷失方向。据此，索罗斯认为，目前需要讨论的不是全球秩序，而是“全球无秩序”。
在索罗斯称之为“全球无秩序”的背景下，中国取得举世皆知的成就。中国经济规模上升到全球第二，进入10万亿美元俱乐部，更加积极地参加到全球治理当中，以更坚决的态度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和自由贸易。中国的进取，对于全球秩序或“全球无秩序”的传统主导者美国来说，无疑是敏感的。近期美国对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态度暧昧、在南海问题上立场偏颇、就网络安全问题抹黑中国等一系列举动，集中反映了美国的不适应。基辛格将这种情形简练地形容为“一个守成大国与一个上升大国的矛盾”。
以多领域、大面积的合作成果，对冲可能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是127项对话合作成果的言外之义。由此，也体现了这些成果在经济、政治和安全上的多重价值。
2 金融合作将成为新的“压舱石”
梳理中美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127项成果，金融市场的开放是其中最有实际意义的成果之一。过去在金融领域，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中美战略对话进程中美方的固定“筹码”，借以向中方施压。本轮对话召开前，美国国会中以舒默参议员为代表的强硬派，就呼吁美国政府代表们继续使用这一筹码，并阻击中国在金融开放方面的其他诉求。
对话结果基本与舒默参议员的意愿反向而行。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本轮对话虽有涉及，但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执董会改革这两大议题，这两大议题一新一老。美国作为国际金融秩序的主导者和IMF的最大股东，能否跳出冷战思维，深切了解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重要意义，本轮对话是一次考验。此前，正是因为美国采取拖延战术，IMF改革无法推进。在将人民币纳入SDR上，美国的表态也远没有IMF那么明朗。本轮对话，双方就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在即将开始的SDR审查中“尊重IMF的程序和流程”，并将继续就人民币加入SDR问题加强沟通。这意味着，美国不会以政治考量为出发点为人民币加入SDR设障。在IMF改革问题上，美方承诺尽快落实IMF份额和执董会改革方案，并再次确认份额的分配应继续向具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以更好地反映IMF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权重。
人民币能否被纳入SDR，关系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如果人民币被纳入其中，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就会扩大到全球，从而为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打下基础。同时，这将倒逼人民币向可自由兑换货币进一步迈进。IMF改革，则关系着国际金融秩序民主化的进程。如果中美战略对话的结果在今后兑现，将强化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而非破坏者的形象。可以说，人民币能否被纳入SDR，和IMF改革能否得到推动，涉及中国的内在改革需求和长远战略利益。事实上，在金融领域的对话中，中方承诺保证商业银行业的规则非歧视性，扩大外国金融服务公司和投资者的接触面等，令美方大为振奋。这也表明，中美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利益交集面，远比此前因人民币汇率问题而显现的分歧大得多。金融领域的合作，在今后将成为中美关系的又一块“压舱石”。
3 维护自贸体系共识最具价值
在中美达成的战略对话共识中，有一些看似抽象实则大有深意的成果。其一，双方承诺密切在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框架下的合作，美方积极支持中方担任2016年G20主席国。其二，双方重申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是当前两国经贸关系的最重要事项，双方商定各自对负面清单进行改进，争取在9月初第二次交换清单。
之所以说这两项成果最有价值，原因在于二者之间有密切联系。本轮战略对话举行前，中美两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上各有斩获，但也渐行渐远。中国近期先后与韩国、澳大利亚签署了高水准的双边自贸协定，此外，中国－海合会组织、以东盟为主导中国积极参加的RCEP等新的双边和多边自贸谈判还在加紧推进。这表明中国以双边促多边，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的战略。中国这么做，与美国正在实施的新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不无关系。在太平洋方向，美国正在加紧推动TPP谈判；在大西洋方向，美国正在推动TTIP谈判。自TPP谈判以来，美国就表明了摒中国于门外的姿态，近期虽然有所松口，但并没有实质动作。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由于TPP、TTIP都采取了与现有全球自由贸易规则不同的新游戏规则，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劳工待遇、环境保护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因此现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平台有可能动摇。在亚太地区，过去主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平台就是APEC，在全球范围内，2009年以来确立的代表是G20。TPP的虎视眈眈，部分消解了APEC的权威性，以G7取代G20的趋势，又动摇了金融危机以来确定的全球经济议题的议事程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双方在对话后承诺密切在G20和APEC等多边框架下的合作，别有深意。其潜台词是，美国主导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的新尝试，不能以破坏现有多边合作框架为代价。鉴于G20和APEC中新兴经济体和后发国家占据相当比重，其中还包含了不能以发达经济体为考量标准的含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弱化与美国建设更高水平的合作框架。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建立更高水平的合作机制，有助于对冲各行其是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而两国选定的新合作方向，就是投资协定谈判（BIT）。中美BIT谈判已进行了8年15轮，到本轮战略对话终见曙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最新调查估计，到2020年美国会收到1000亿至200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也在平稳增长。如果双方投资能够得到法律、市场准入、标准等方面更完善的保证，中国的海外投资将一改现在的艰难局面，美国对华贸易也有可能走向平衡。成熟的投资关系，将使中美经济关系进入一个全新领域，避免演化成互害关系，同时巩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基础。就此而言，中美商定维护现有多边框架、推动BIT谈判价值不可估量。
4 公开争议是关系成熟的标志
除了创造合作机会外，历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都不乏分歧的展示，本轮战略对话也不例外。此次分歧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南海岛礁争议问题，二是网络攻击问题。对此，中美双方都没有选择回避，而是以“坦诚、深入、以建设性的态度”进行了讨论。中方的立场是，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所以南海本就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针对美方关心的南海航路的安全和自由，中方陈述了一个基本事实：南海航行的自由和安全过去没有问题，今后也不会有问题。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方指出，中国政府及其机构人员不从事、不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建立一套规则来规范网络虚拟空间里的行为。
可以想象，美方未必会全盘接受中方立场。不过，即使在争议性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也不意味着危机管理会失控。历史上，除了特殊时期或基于特殊要求，关系紧密、甚至同盟性质的国家之间出现争议是出现民族国家以来的常态。在一定程度上，有争议并能公开争议，是双边关系成熟的标志之一。
中美之间最需要管控的不是分歧，而是因为分歧产生的战略互猜，以及由于战略互猜引发的决策失误。修昔底德对于他创造的“修昔底德陷阱”作出一个精确的解释：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不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有显性的分歧和争议，而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从这个角度说，外界对中美之间的分歧和争议无须过度解读——过度解读曾在两国交往史上反复出现，并在两国引发恐惧——而应该因为中美双方能够公开分歧和争议而释然。说出分歧、承认存在竞争关系，比猜疑引发的恐惧更有利于管控风险。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前财长鲁宾曾提到一个现象：中美双方在讨论双边关系之际，常常从批评对方开始。即使批评对方是必要的，但务实合作更重要。这就是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及其成果展现的最大意义。
本版撰文 徐立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