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关头放弃犹豫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包括俄罗斯等诸多国际和地区事务的重要角色在最后关头放弃了此前的犹豫，转而加入到这一可能真正促成从西欧到东亚的广袤空间内的泛欧亚基础设施网络的融资工具中来呢？
首先，基于对冲思维，确保本国利益的损失最小。中国的成长已经是国际社会无法否认的事实，它内在于国际权力加速转移进程下正在形成的国际秩序之中。未来的全球政治和地区格局在相当程度上由中国与世界体系的相互塑造所定义。这一背景决定了外部世界对华战略普遍采取的是对冲战略，即在混合了从接触、融入、防范、牵制、束缚、制衡、围堵、遏制等不同的战略和策略组合中，根据具体情势的变化作出最恰当的单一或多维选择，从而在维持本国外交的行动自由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自身风险，扩大活动空间。与其它大国相比，俄罗斯并不占有无与伦比的绝对优势，但却能数百年居于国际秩序的顶层，这与其善于奉行实用主义外交传统，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频繁、熟练地通过巧妙运作维护国家利益密切相关。普京决定俄罗斯加入亚投行，背后不无这一思维模式的影子。
第二，基于前景考量，从亚投行的外溢效应中分得最大红利。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进程主要包含两大特征：一是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二是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卷入全球化的程度不一导致了全球化的非均衡性日趋突出。整体而言，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前的全球化就像一张拥有欧洲、北美、以及亚太地区三个主要节点的网状结构。三者之间互相依赖不断加深且各自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吸纳作用日趋增强，从而催生了推动全球化大潮的“战略三角”。此外全球化网络结构中也包含了一些因较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前宗主国“帝权”结构的缓慢弥散，而导致的全球化程度不够的疏漏地区。欧亚大陆内部的众多转型国家都属于这一层级。亚投行的横空出世及其强大的投资能力极有可能改变这一现状，即借助于互联互通的新大陆主义的推进，塑造泛欧亚空间内的商品、投资、服务的自由流通体系，从而形成新的增长源泉。俄罗斯自身经济进入了中长期的低速增长期，即便没有西方借口乌克兰危机实施的重重制裁，也难以在短期内克服资源依赖性经济的结构性弊端。包括远东开发、“跨欧亚发展带”在内的诸多宏大战略构想亟待多样化的外来投资。当此之际，是不是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显然大大不同。显然，俄的决定有利于进一步分享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成果并可能创造自身新的增长极。
第三，基于战略互信，服务于进一步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现实需求。2014年以来，中俄关系井喷式发展与俄罗斯及西方关系的持续恶化，中国的雪中送炭和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对俄政策的雪上加霜，以及俄罗斯对华投桃报李和对西方“以牙还牙”的立场，均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逐渐升级进一步固化了俄罗斯及西方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强化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改变了普京当局的内外政经议程，并为中俄关系的发展塑造了新战略环境。
一个积极风向标
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及西方关系“大国政治的悲剧”成就了中俄关系的喜剧。从当前的局势发展看，俄罗斯和西方短期内几无快速和解的可能。而中国受制于自身的超大规模国家效应及其衍生的困扰，在中俄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彼此分歧的背景下，注定了相互抱团取暖的基本结构。更关键之处在于，亚投行从倡议到谈判到实施的全过程，尤其是在自身股权伴随着越来越多外部大国参与势必被不断稀释的情况下仍坚持其开放性而不是秉持“非我阵营，其心必异”的冷战思维，都在一步步表明中国作为学习型大国在国际合作议程设置方面日益自我克制。再加上多边机制对中俄双边关系的平衡作用，俄罗斯加入亚投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无论如何，俄罗斯加入亚投行及中俄频繁的良性合作都可能是一个积极的风向标，既意味着中俄关系全方位、均衡化战略协作已经成为中俄关系的基本议程，也预示着中俄在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跨欧亚发展带的对接、远东开发等在催生新的泛欧亚地区合作问题上会有更强劲的发展合作动力。这对于新的全球战略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杨成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