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利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新常态意味着，作为后发追赶型国家，在与西班牙、英国、意大利、美国等强调生产率的国家打交道时，也必须应对生产率问题，这样才能向全球价值链上端转移。这一转移需要知识，需要更熟练的技术、更多的服务。技术的转型还需要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改变，即长期终身的学习和培训。
山姆·威尔士（力拓集团首席执行官）：力拓将近40%的收入来自中国。过去20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巨大需求支撑了力拓的发展。但现在随着经济增长放缓，需求在萎缩。我其实不担心，我希望中国经历这样的改革和变化，因为中国之前的增长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如果不进行这样的艰难改革，问题会变得越来越棘手。我赞赏中国政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使得中国经济在可持续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其他国家都应效仿中国的做法。
很多发达国家因为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而获益，让它们忽视了自己国内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发达国家也要审视自己，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进行改革。
去年中国经济增速是7.4%，世界媒体对此做了很多渲染，很多人悲观地说，这是中国经济25年来表现最差的一年，但大家似乎忘记了，我们应该进行有参照的比较，毕竟中国是一个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即使只有6%的增长，所创造的经济增量也相当于日本这样的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实现12%的增长所创造的经济增量。
史蒂芬·罗奇（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我把中国经济新常态称为“下一个中国”。它是和谐、有建设性的，因为差不多30%的参与者都来自农村。随着经济从制造业出口和投资转向服务和消费，对任何经济体来说，增长率都会下降，重要的是要执行好政策，落实深化改革之举措。
英卓华（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不仅是跟过去来比较，横向跟其他需要进行结构改革的经济体比较，中国也走得比较快。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我们看到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成为发展路上的“拦路虎”，如果不深化改革，不把经济结构调整得更好，我们将面临非常艰难的时期，不可能取得可持续和稳健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来说，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打这个“拦路虎”，而是怎么打的问题。新常态下，中国发展最大的风险就是用过去传统的方式刺激经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会与它过去采取的措施很不同，可能需要耐心，因为要在经历阵痛之后才会取得效果。
亚投行——
将会建立良好治理框架
金立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同时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在亚洲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各方对此寄予厚望。亚投行将是一个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中方倡导建立亚投行，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的客观需要，中国将通过承担更多的责任，来促进亚洲地区的合作和多赢之举。
目前包括印度、印尼、新西兰等域内创始成员国已经27个，域外国家参与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不久前英国率先宣布申请加入，将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当中的第一个西方大国，随后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卢森堡等国家也都提出申请，正在履行相关程序，到本月底，也就是申请成为创始国的截止日期，最终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将超过35个。
中国在亚投行作为第一大股东，是根据亚洲地区中经济的体量确定的。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不是特权，而是责任，是担当。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大国没有参与之前，为了保证股本金达到一定的规模，中国提出出资额可以最高达到50%，以便使亚投行能够如期开张运行。今后，随着更多国家的参与，中国将会单方面地稀释自己的股份，即便在初期，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中国也将遵守国际通行准则。中国不会以老大自居，而是平等待人，有事商量，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靠投票权决定。
一年来，中方对域内外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解释工作。欧洲发达国家作为创始国参与亚投行，说明它们对中国参与创立的机构有信心，相信亚投行将会建立良好的治理框架，会按照多边机构的规则、国际惯例办事。亚投行的核心理念是精干、廉洁、绿色，亚投行将是高度精简的机构，专业人员全球招聘，我们将配备精兵良将，坚决杜绝机构“拥堵”的现象。亚投行将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我们会建立相关的制度规定，防止腐败行为的滋生。亚投行将促进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共处。
我们有决心制定良好的安全保障政策，更有决心把实际的投资落实好、执行好。亚投行对世界银行、亚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不是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