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药方有其局限性，加之中东地区各国国情复杂，即便从中长期看，西式民主也很难帮助阿拉伯国家实现民族复兴
2011年中东剧变本是一场包含多重诉求的全面变革，但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却被简化为“民主反对独裁”的“阿拉伯之春”。埃及、利比亚、也门、突尼斯等国实现政权更替后，相继开启了西方式的“民主化”进程（多党选举、三权分立、大众参政等）。
然而，从过去四年来的实践看，“民主化”并未使相关国家情况好转，反而陷入政治动荡与经济恶化的恶性循环。
“民主”药方有其局限性，加之中东地区国情复杂，即便从中长期看，西式民主也很难帮助阿拉伯国家实现民族复兴。中东“民主化”进程仍将曲折前行。
中东需要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
2011年起始的中东剧变实际是“阿拉伯综合征”长期积累的总爆发，而导致这些症状的“病根”是若干结构性问题。穆巴拉克、本·阿里等人统治下发生剧变的国家，冰山之下还有庞大的政治经济结构在发挥作用。
中东剧变初期，抗议民众提出旨在全面变革的“面包、自由和社会公正”口号，不仅反对独裁和政治压迫，也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但他们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导，也没有实现国家变革的计划、组织、领袖和战略远见，更谈不上规划未来的发展蓝图。统治者倒台给很多人造成“革命已经结束”的印象，下意识地将向西式民主转型视为革命胜利成果的体现和延伸。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在政权更替后，相继选择了这样的道路。
但迄今为止，“民主化”非但未能解决这些国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反而妨碍了真正变革的发生。究其原因，第一，“民主化”与生产关系变革实际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真正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就需要强行打破现行阶级特权，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完成这些任务又需要有强大力量的领导人和政府；要实行宪政民主，前提是默认现行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对现行经济和阶级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阿拉伯国家“民主化优先”的转型路径，反而掩盖了这些国家的真正难题和解决路径，使生产关系变革的任务变得几乎不可能完成。
第二，“民主化”无法实现阶级更替，因而没有抓住政治变革的症结和本质。政治的本质是政权问题，政权的关键是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就此而言，国体问题(即政权阶级基础)才是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民主只是遴选领导和政治运行的机制，它只解决所谓“程序合法”问题，不涉及“阶级更替”这一根本性问题。中东“民主化”看似热闹，实则是在“政体变革”等次要问题上打转转，很难实现统治阶级更替，更难触及经济结构变迁。指望通过民主选举改变不合理政策路线，无疑是缘木求鱼。
从实践来看，中东“民主化”只开花，不结果。突尼斯、埃及等国除了更换领导人以外，基本没有触动社会经济结构，打破原有制度或改变社会环境。比如埃及，“民主化”以来该国政治经济结构基本没有改变，正像有学者指出的，埃及革命更像是“轮流坐庄”，而非“政权更迭”。还有学者直言，中东剧变不是一场革命，历史没有向前发展，而是已经偏离航向。
实际上，没有经济发展和经济平等基础上的政治民主和政治平等，形同空话。这就像一个人得病，发烧只是症状，发炎才是病根，要想药到病除，除了退烧，还必须消炎。将“民主化”作为解决“阿拉伯综合征”的药方，就是只退烧不消炎，结果只能使病情更加严重。
解决诸多难题更需要“强政府”
一个国家选择哪种政体，主要取决于国家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主要任务。西方列强在崛起过程中，几乎都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占统治地位，且不约而同地将建立“强政府”作为强国的政治保障。第二轮工业化时期的国家几乎都是在威权体制下完成现代化。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由于同时面临工业化、壮大中产阶级、国族整合等诸多难题，建立具有较强资源汲取和分配能力的强政府更符合实际。
当前中东阿拉伯国家面临的问题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复杂，因而更加需要强政府。当然，多个中东强人政权倒台已经表明这类政权存在弊端，但其症结在于当权者背离人民，使公权力变成为了权贵捞取好处的工具。问题是，当通过武装斗争或民众抗议等方式推翻原政权后，抗议者简单地将问题归咎于强权本身，为消除“一言堂”和终身制等积弊，希望用“民主”的优点来消解“独裁”的缺点。西方民主政治强调分权制衡、多党竞争、个人权利等，一定程度上民主制度的维系要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言之，就是将“菜刀磨钝”的过程。
在“革命”之后开启了“民主化”进程的阿拉伯国家，这种“民主化导致低效和失序”的弊端体现得就更加淋漓尽致。这些中东阿拉伯国家即使牺牲眼前，承受了政治动荡和经济恶化之苦，也难以赢得长远，反而会使动荡成为常态；民众在此间非但不能真正享受“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处，反而充分体验了民主政体的弊病和坏处。而且，在“民主化”语境下，使用强硬手腕恢复秩序难度甚大。比如，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从2008年起试图加强集权，此举却加剧了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的离心倾向，反对者纷纷将其视为“伊拉克诸多问题中的最大问题”；埃及前总统穆尔西曾要求军队镇压抗议者，马上被民众称为“长胡子的穆巴拉克”，支持率迅速下降。
“民主化”不能生搬硬套
美国从独立到黑人选举权利实现用了两个世纪，法国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稳定下来花了150多年，英国实现普选历经两个多世纪。缺乏实现民主的基本条件，又不肯耐心经历足够的历史和物质积淀，急于照搬和推行西式民主，实际就是列宁曾批评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最终只会导致“早熟民主”和“坏民主”。中东国家的“民主化”就属于这种情况。
一是物质条件不具备。李普塞特等政治学家认为，民主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性。据统计，人均收入在500美元以下的国家几乎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而人均收入在500～2000美元之间的国家，虽然有这个可能，但或许仍是不稳定的。只有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4000美元，才最有可能实现稳定、民主的发展。近年来，这一民主“经济门槛”提升到人均6000～7000美元。多数中东阿拉伯国家还达不到这一标准，在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忙启动“民主化”只能导致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使原本薄弱的经济底子更加捉襟见肘。
二是政治制度不完备。多数阿拉伯国家国内不存在成熟而强大的世俗政党，政治制度化程度普遍较低。在没有政治制度保障的背景下扩大民主参与，一则使新生党派多如牛毛，但均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影响力；二则普通民众缺乏通畅的表达渠道，转而竞相通过工人罢工、学生造反、商人罢市、平民示威、军人干政等熟悉的方式表达诉求。二者相互叠加，致使政局混乱无序，国家日趋被带到灾难边缘，民主政体本身亦面临威胁。2013年7月埃及穆尔西政府执政刚满一年就被赶下台，就充分说明这点。
三是缺乏实行西式民主的政治文化。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转，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各方遵守“游戏规则”（如获胜者懂得“权力边界”，败选者愿赌服输等等）。阿拉伯国家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纵向看，中东自四大哈里发统治结束以来的1300多年历史中，始终没有过民主政治。
横向看，阿拉伯国家信奉的伊斯兰教不仅仅是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还是意识形态、法律体系和政治道路，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而在伊斯兰传统价值中，现代性、民间机构、平等、独立思考、妇女权益等均显得非常陌生。政治伊斯兰势力将民主选举视为合法上台的新方式，却不会借其推行“自由民主”。例如，2012年6月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后，大力推动禁酒、戴面纱、男女分开等“伊斯兰化”政策；突尼斯复兴党掌权后，总统马尔祖基拒绝把“男女平等”条款写入宪法，萨拉菲派频频袭击电影院、展览会、酒吧及世俗政治家。这些主张与世俗民主价值观格格不入，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宗教势力与世俗化力量的矛盾日趋公开化。
中东“民主化”转型的经验一再表明，“一人、一票、一次”的“民主化”经常导致政治伊斯兰上台，使民主化变成伊斯兰化；要维系世俗发展道路，主要靠有违民主的威权专制。要么是“专制的世俗化”，要么是“民主的伊斯兰化”，唯独没有“世俗的民主化”。
此外，同质化（共同的国家认同、政治信仰和平等的社会结构等）也是西式民主运行的重要前提。而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的国家建构普遍没有完成，国内民众的种族、教派和部落意识也远高于国家意识。在此背景下启动的“民主化”，势必导致政治动员沿着教派、种族界限展开，使这些国家教派矛盾凸显，分离主义抬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 田文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