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句近年来越来越被中国人熟知的口号背后，是一个名为野生救援协会的海外非政府组织（NGO）付出的大量努力。在中国约200万NGO中，像野生救援协会这种能够在中国顺利注册和开展活动的海外NGO并不多。不少海外NGO由于其背景身份遭遇了不少非议，曾经揭露“归真堂”活取熊胆的亚洲动物基金项目总监乔博理就曾非常苦恼被国内称为“西方医药集团的代理”。
近年来，国际上政治动荡，让许多国家政府收紧对本国有海外背景NGO的控制。不久前，外媒风传中国彻查在华境外NGO及其活动情况。有中国学者对《环球时报》称，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NGO始终是与政府构成相辅相成的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国际NGO，国内NGO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有报告显示，大多数在华海外NGO乐于和政府部门合作，但中国现行的NGO登记管理体制不完善、不健全，造成许多外国NGO“求告无门”，既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也给中国自身对外国NGO的规范管理出了难题。
在华海外NGO四成来自美国
近年来，各种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成了在华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海外NGO。除了以“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公益广告积极推动拒吃鱼翅等活动的野生救援协会外，用“熄灯一小时”等城市行为艺术秀闻名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以及善于以激进行动制造舆论的绿色和平组织都在中国开展活动。在这些国际环保NGO中，总部位于香港的亚洲动物基金曾因号召抵制“玉林狗肉节”和活取熊胆等活动而在国内备受争议。亚洲动物基金项目总监乔博理先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年“归真堂”事件中，他们确实遭遇不少非议，不乏有人攻击亚洲动物基金是“西方医药集团的代理”，更有甚者将他们描述为“西方反华集团”。
“这种行为是恶意抹黑亚洲动物基金，其目的就是试图将舆论的焦点从活取熊胆上转移。”他说，当时亚洲动物基金发起抵制活取熊胆活动，是因为基金创始人谢罗便臣女士1993年在广东一所养熊场的暗访中亲眼见到了活熊取胆的残忍。乔博理说，亚洲动物基金目前有三个项目正在运行：拯救黑熊项目、猫狗福利项目以及终止虐待动物项目。基金将揭露以公共娱乐和商业开发之名对动物进行的虐待，比如动物在强制性马戏表演、动物园及野生动物园为娱乐大众而进行的活体投食中所遭受的虐待等。对于国内争议以及外媒一度风传中国政府将彻查海外NGO的传言，乔博理却说，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的拯救黑熊项目是得到国家林业局批准和四川省林业厅认可的。
目前，亚洲动物基金与四川省林业厅共同在成都建立了一所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黑熊救护中心，并已经解救超过285头取胆黑熊。亚洲动物基金也有很多烦恼。乔博理说，最大的尴尬在于作为香港注册的NGO组织，想在内地生根发芽，获取一个正式身份仍有一定难度，“我们期待政府能够有更多利于境外NGO发展的政策出台”。海外NGO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始于19世纪后半叶，当时一批海外NGO随着中国开放门户、解除教禁而进入，分布在慈善、医疗、教育、宗教等领域。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境外NGO逐渐重返中国，并将活动范围扩展到环保、妇女儿童权益保障、艾滋病防治和公民社会等领域。中国到底有多少海外NGO？由于相关统计不健全，许多国际NGO不肯或未能注册，中国到底有多少海外NGO一直是个谜。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报告曾估计总数在1万家左右，广西社科院专家也曾发表论文称，在华的海外NGO约6000家以上，其中最多的是美国NGO，约占总数四成。这些海外NGO中，大约一半为商会、行业协会等经营性组织，另一半则是慈善、公益类组织。路透社曾称，目前许多外资NGO在中国境内运作，大都是工商注册。中国政府对其中一些组织怀有戒心，怀疑它们传播西方的价值观。中国要求所有非政府组织都要登记，但由于程序复杂困难，许多中国本国和境外非政府组织不得不在未登记的情况下运作。
英国《经济学家》不久前在题为“走进中国的NGO”的文章中称，随着社会的开放，中国政府对NGO的态度趋向宽松，但也是随国内国际政治局势而一波三折，政府始终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控制。近年来，由于城镇化发展迅速、社会复杂程度加剧，中国政府把一些公共服务的职责和权力下放到地方，这为包括海外NGO在内的民间团体赢得了较宽松的发展空间。中国现在已经约有200万NGO，其中只有少数是海外NGO，这些组织一方面“满足了社会需求和中产阶级的参与愿望”，但另一方面也“令政府管理面临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