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小人物”

　　普通湖北农民家庭36年的收支账本、库区移民的生活变迁、国企改革中职工的命运起伏、院士的学术成长笔记等资料均被收藏

　　湖北省档案馆第11层的特藏库里,360多件从明清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珍贵档案,躺在展厅四周的玻璃柜里。一个普通湖北农民的个人账本,被摆放在展厅最显眼的中间位置,与周围那些历史上的大事件和大人物“平起平坐”。

　　在约两米长一米宽的玻璃展柜里,30多个账本按年份摆开。每一页上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农民沈怀德过去36年的家庭收支。

　　账本上最早的日期是1981年的农历七月十八,这一天29岁的沈怀德开始分家立账,当时他有现金10.6元,欠债35.45元。这个湖北崇阳县铜钟乡的村小队会计,最开始是怕妻子怀疑他乱花钱,没想到“后来变成了每天的习惯”。

　　到了1991年,沈怀德一家农副业、上年遗留等收入加起来有6670.36元,而农副业、人情、子女学杂费等开支有5855.38元。2000年,家庭总收入和总支出分别是23967.17元和20864.71元。2016年,收支分别达到了10万多元和3万元。

　　2016年,负责档案史料征集工作的工作人员第一次听说沈怀德的故事,就意识到这些账本的重大意义——这是时代变迁中一个普通农民的人生轨迹,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

　　在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涂上飙看来,档案部门对普通农民和家庭等小人物的关注,是档案工作价值观的一种转变,“从过去只为领导决策服务的一元价值观,转变为既为决策服务又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二元价值观,这种转变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过去被人们看作陌生神秘、可望而不可即的档案部门,已经开始记录着库区移民的生活变迁、国企改革中职工的命运起伏、扶贫攻坚中贫困户的收入变化,为农村土地确权提供准确参考、保存即将消亡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收录院士的学术成长笔记……在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中,人们过去印象中的“死档案”正在变成“活资源”。

　　去年6月24日,丁洪在湖北谷城县调研时,随机走到该县的小坦山村,惊讶地发现这个村里的档案室装配了一整排的摇臂档案柜,“村里档案的管理比一些县级档案馆做得都好”。后来村支书告诉她,因为档案管理、保存得好,这个村子在农村土地确权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一起土地纠纷。

　　近几年,湖北省档案部门主动参与到全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确权工作中,在最后一步担任把关人的角色,“档案未通过验收,承包地确权整体工作不予验收。”

　　同时,湖北省档案局积极支持民间收藏。在宜昌长江边上一所废弃校舍里,市民袁裕校收藏了祖孙四代人用过的灯具、书报、票证等物品,还收集了6000多卷不同时代的电影胶片以及四代人的家风家训。另一个宜昌市民王书林在自家的二层小楼里,摆放着他过去32年里从民间收集的15000多册红色书籍。宜都市红春社区党委书记刘正国,把从1981年开始收集到的民间家谱、抗战时的日本军刀、革命老区的形势图等1800件文物藏品,放在10多间屋子里展出……

　　为了开发历史档案这个文化“富矿”,让沉睡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记忆与今天的人们产生共振,湖北省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创办了微信公众号,结合当下读者的兴趣点,挖掘档案里埋藏的历史故事。

　　在湖北省档案馆的“读档”微信公众号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都市女性也在关注减肥,“离胖利生、消瘦片”等洋减肥药开始进入中国；于右任、孔祥熙等社会名流却在1947年成立了“胖子会”,宣称“圣人有言,德润身,心广体胖,从不齿及于瘦”；民国时的儿童节设在四月四日,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还做了一番解释；1931年,国民政府举办的公务员考试,因为科目多、难度大,报考的2070人仅有101人及格……

　　湖北省档案部门的思变之举,让在历史长河中充当旁观者和记录者角色的档案事业,从幕后走向前台,从神秘到亲近,从被动接收到主动“出击”,在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与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记者完颜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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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