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动真格的改革,首先就是革自己

　　2016年秋季学期,长沙超13万义务教育阶段儿童面临幼升小、小升初。“最严招生令”落地执行。

　　张秋艳和丈夫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在长沙六中担任保安。她的工作地点与大同二小很近,后者是老百姓心目中湖南最顶尖的小学之一。“这个学校,我们想都不敢想”,就在张秋艳打算把孩子送回老家时,“最严招生令”发布了。将信将疑地,她带着女儿参加了登记面试,不久之后,就收到了大同二小的入学通知。

　　往年招生季,卢鸿鸣的办公室换了又换,“六七八九楼都换遍了,超过一周就被人发现。校长们也好几个月不敢开手机。”有校长说,往年实在顶不住“条子”,学校不少都是计划外生源。

　　去年4月,招生启动前夕,黄军山带领教育局宣传团队,做了一期别出心裁的微信公号《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长沙最严招生政策版》。一经推出,迅速刷屏。

　　“我们都觉得说到心底了,立马转到朋友圈,其实就是暗示身边人:亲戚朋友,别找我拜托孩子读书的事儿,我真办不了。”大同三小校长李仕燕说,不少校长都和她一样,招生季终于敢开机了。

　　当然,新的困难也伴随而生。

　　校长李青(化名)就被一台设备给难住了。李青的学校是一所优质小学,不久前,学校进行校园建设,需要配备一些设备,相关部门主动提出帮学校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随后,“最严招生令”出台,前面那些主动提出帮忙的单位,却迟迟没了消息。

　　李青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过去,学校每年都可以帮这些单位解决不少孩子的入学问题,学校给“条子”开了绿灯,因此,对方也大力支持。如今,“最严招生令”把“条子生”这扇门关上了,对方自然也关上了“方便之门”。

　　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缪雅琴记得,“最严招生令”下发不久,另一位校长愁眉苦脸地问他,学校正在搞建设、做装修,“好多事情都要批‘条子’,现在人家的‘条子’我们收不了,我们的‘条子’也批不到了,怎么办?”

　　“学校不是独立于社会存在的单元,工作的开展需要各个部门的支持,压力挺大的。”不少校长反映,小到街道派出所、大到省、市一些部门,面对学校的种种需求,“原来几天可以办好的事情,现在一个月、一个学期还办不下来。”

　　事实上,校长们的苦恼,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同样在经历。在一场内部会议上,卢鸿鸣问起局里相关处室某项工作为何推进缓慢?处长坦言,如今到某单位去办事,待遇大不相同,对方号称“完全公对公”。

　　完全公对公,是一个微妙的说法。“很多事情,其实处理流程都有一定的空间。可以急办,也可以缓办。过去能急办的,如今都缓办了。”这位处长说。

　　学位,并不仅意味着孩子读书的机会。对管理者而言,它无疑是一种资源,背后捆绑着方方面面的关系,在多年经营中,渐渐有了资源互换的默契。

　　“最严招生令”的实施,是教育部门和学校让出一部分支配资源的权力,在互换的闭合圈里,主动撕开了一个口子——学校及教育部门,将学位与特权解绑,随之而来的阵痛迅速显现。

　　“这场改革,是一场切切实实的自我革命。”麓山外国语学校校长张辉感叹。

　　在卢鸿鸣眼里,过去依靠“条子生”维系的关系网,并不是健康的教育生态,壮士断腕般的阵痛,必须迎头直面。

　　“动真格的改革,首先就是革自己。”他反复鼓励和他一样的执行者们,压力都是暂时的,爬坡过坎须顶住。“开了一个人的门,门就会关不上。不开门,慢慢地大家都会理解。”

　　这样的决心,仿佛给政策设计者们打了一剂强心针。

　　“我们把政策制定得再完美,执行层面泄了劲,都是白搭。规则面前,只要放进一个,整个堤坝都可能崩溃。”缪雅琴说。

　　2016年,长沙市初中微机派位后,公办学校没有一个学生出现学籍异动。招生期间,卢鸿鸣没有换过办公室,校长们也不用再关手机了。

　　支点:用一项看得见的改革,撬动整个大教育的发展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办好公平优质教育,发展人民满意的教育。

　　在卢鸿鸣看来,长沙市委市政府推行“最严招生令”旨在于此。它远不仅是“零择校”这样简单,“一揽子”改革措施的设计,是为回答义务教育的两大终极议题——公平与均衡。

　　“长沙想做的,是用老百姓切实看得见的一项改革,来解决公平问题,并倒逼教育均衡加快进程。”对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卢鸿鸣心里有清晰的认识,他说,“最严招生令”是一个支点,能撬动整个大教育的发展。

　　周小青、黄军山等参与政策设计、解读的人,则反复强调“最严招生令”并不仅是许多人理解的“拦住条子生”,而是一整套改革方案。

　　事实上,长沙市教育局先后制定了中招中考、微机派位、配套入学、特长生招生等系列配套政策共计11个文件。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最严招生令”发布同一时间,长沙市人民政府印发了《长沙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实施意见(2016-2020年)》。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在教育局调研时,更提出了“校校成优校,师师成良师,生生都成材”的要求。

　　以“最严招生令”作为抓手,一场对教育公平与均衡的追逐,拉动全城。

　　在划片入学的政策指导下,不少过去面临结构性短缺的地区,迅速完成了教育资源的更迭积累——

　　李仕燕带领的大同三小是长沙市芙蓉区最偏远的小学。2015年,时任大同小学党支书的李仕燕被芙蓉区教育局派到这儿当校长,还带来了“大同系”的3位老师,引入了有口皆碑的大同管理模式。同时,区里斥资改建了校园。

　　在李仕燕看来,这是为“最严招生令”的落地进行储备,也切实给周边老百姓带来了好处。“当初只有6个班,老百姓都不愿意来。后来,软硬件好了,周边住户越来越多回流,6个班一下子变成了25个班,1200多个孩子,超过一半都是务工子弟。”

　　2016年4月,学校许多家长反映:“芙蓉区东片区没有初中,如果按学区派位,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很快,长郡芙蓉实验中学建了起来,并由湖南“四大名校”之一的长郡中学托管。

　　“这个政策的意义之一,是倒逼政府更快地回应老百姓的教育需求。所谓促进均衡,换句话说,就是把好学校建在家门口。”李仕燕说。

　　仅2016年,长沙新增长郡芙蓉实验中学、长郡滨江中学、雅境中学等学校,增加初中优质学位6500个。此外,还启动实施了304所标准化学校建设。

　　“我们不锦上添花,要雪中送炭。”卢鸿鸣心里有更大的目标:要通过对薄弱学校的帮扶、结构性短缺的填补,让“家门口的好学校”不断涌现,使老百姓从“不能择校”,变成“不需择校”。

　　另一项配套改革是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

　　“随着生源的调整,好学校的定义会发生变化。我们希望能让老百姓对学校‘好与坏’的认识更理性客观。”周小青说:“传统观念里的差学校,更多是因为生源不好。现在,生源平均了,我们对教育质量的评价也要更加科学。”

　　简而言之,“多少学生考6A”并非唯一标准。“教育的本质,应该是看增量,是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长。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些学校可能弯道超车。”邓智刚说。

　　“我相信,非要把孩子送进某所名校的家长未来会越来越少。更多的家长会认为,成长比成绩更重要。”张辉说。

　　而在卢鸿鸣眼里,成效最明显的改革之一是限制大班额——

　　“最严招生令”要求,从2016年开始,起始年级初中班额控制在55人以内,小学班额控制在50人以内。

　　这一年,长沙1200余所公办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没有出现一个大班额。以长沙市实验小学为例,过去每班平均66个学生,在“最严招生令”实施后,一直保持在42个学生左右。“老师对每个孩子的关注度更高了,这是最让老百姓切实受益的。”卢鸿鸣说。

　　与此同时,对于即将到来的衍生变化,政策设计者们依然保持着高度敏锐。

　　在“公办零择校”的政策之下,长沙的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其中一些学校迅速成为家长趋之若鹜的大热门。

　　人们开始“挤”优质民办,如何规范?

　　长沙市教育局将招生思路从“公办不择校,择校到民办”迅速调整为“公办不择校,民办不择优”,并对规范民办学校自主招生的政策进行前期调研；民办学校初中毕业生将不再享受对口直升高中政策；市教育局专门召集民办学校负责人开会,签订了招生工作承诺书,下发了不与培训机构挂钩招生、不书面考试选拔学生、不提前组织招生面试等7条禁令。

　　走过2016学年,“最严招生令”进入第二个年头。

　　2016招生季,改革平稳落地,推进坚决。正在进行的2017招生季,人们却依然有着猜测与观望:“说不定只有第一年严呢?今年会不会松一些?”

　　长沙以更坚决的姿态给予了回应:2017年将不折不扣、一以贯之推进“最严招生令”。用卢鸿鸣的话说,“没有最严,只有更严”。（记者袁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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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俊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