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西文化大碰撞

　　魏源《海国图志》计算了广东“粤海关”1837年进出口数额：“共计外夷岁入中国之货，仅值银20148000元，而岁运出口之货，共值银35093000元。以货易货，岁应补中国价银14945000元。”这就有足够的财力购置外洋机械、聘请技师来创建我国的军工了。这是鸦片战争前夕中外生产力比较的一个有意义的标志。

　　洋务思潮兴起于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舆论鼓动有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实践推动者是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薛福成、黄遵宪、刘铭传等人。这些人大多出过洋，对西方有实地了解，比“师夷”论者有更大的舆论鼓动力和实践能量，因而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洋务风潮，为我国的民族工业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也为后人留下了足资借鉴的大块文章。

　　从鸦片贸易开始，以坚船利炮为载体的欧风美雨便压倒了平和中庸的中华文明。欧洲资产阶级在征服和屠戮“黑非洲”与“新大陆”过程中养成了自我中心主义，使得他们不肯承认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所有异质文化的生存权利，并发动了一次次血腥的殖民战争。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百年近代史。这个时期，中国靠自己丰厚的文化积淀，坚持韧性战斗，通过百年浴血奋战，顶住了殖民者对全球的血腥扩张和文化铲除，毅然特立于欧美体制的控扼之外，却又忍辱负重，为深陷于周期性危机灾难的资本世界提供巨量的资金和资源，被迫支撑了西方资本的生存。同时，在内部，又通过接力式变革，通过洋务运动、变法维新、新文化运动，直至发动武装革命，吸纳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启动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结构性、器质性改造，逐步与西方近现代文明接轨，培育了中国本土的机器工业、新闻出版、邮电、交通、矿山、港口新业态。这是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幅度最大、触动最深层次的变革。其间承受了两次世界大战中耗减数千万人口的伤痛，却没有“按国际惯例”收取侵略者寸土分文的赔偿。国人在内外交困的险境中接力奋斗，走自己的路，保存了国家法统，保存了民族文化，甚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这是中国人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本钱。

　　可以说，近代史的一百年，是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对撞中的浴火重生，是中国以世界先进文明整合自己、创造中华文明新时代的艰难起步。当然，这种对异质文明的吸纳，不是正常状态下的吸纳，它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历史偏颇，然而它的主潮是向前翻涌的、是顺应并推进历史变革的。文明互鉴产生新的基因

　　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元向心的综合体，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一个多维向前的综合推进过程。这个进程，就其“外部”而言，是在中外文化的双向辐射、渗透、兼容、扬弃中实现的；就其“内部”而言，是经华夏各族、各阶层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实现互容共通的进程。元人、明人、清人继汉人、唐人、宋人之后，把“中华文明”放进了“世界文明大体系”之中，以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与举世无双的经济规模，与西亚、南亚、欧非同样古老的文明相碰撞，激发了中西文明的交流和感应：四大农作物的引进，促成了中华衣食素质的结构性转型；丝、瓷、茶、纸、印刷术与“四书五经”的西去，诱发了西方生活方式、知识结构、思维路线的巨变与提升；火药与罗盘的西传，更使西方工业文明获得了启动的契机。

　　文明共享，幸福安康，是全世界的共同梦想；鉴古思今，取法中西，我们自能找准在当代条件下弘扬中华文明的正确方向；能放即活，兼容则壮，在整合当代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中国人将会给人类奉献一轮新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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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郝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