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之困——直击中国扶贫“大迁徙”（上）

　　走出大山的脚步跌跌撞撞

　　走出大山！走出大山！这是贫困山区群众内心遏制不住的呐喊。

　　多年来，他们有的修路，有的搬家。

　　梁水宁所在的董上村麦迁组的路是４年前１９个村民自发刨出来的。当年使用自制炸药时还出现过意外，造成人员伤亡。记者采访时，看到了６５岁的梁拉丁那被炸得面目全非的脸和畸形的手指。

　　“我只希望摆脱这个地方。”早在２００６年，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安化镇店麻地村支书符安儿就动员乡亲们搬迁下山。他说，要么搬到坝子里，要是坝子里没地方，搬迁到新疆也行。

　　但村民一听是“走西口”，就有了分歧：有人担心新疆风大不习惯，害怕飞沙走石；有人担心住到戈壁滩上难受。县里的干部也提醒说，要搬，一定得想清楚，搬了后老百姓不适应，就“惹祸”了。

　　符安儿的计划最终没实现。

　　外出务工的人也不少，但更多人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读书求学上。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绿化乡１２岁女孩李淑银和１７岁的姐姐李淑芬分别在乡里小学、中学念书。为了让姐妹俩能读书、长见识，远在浙江打工的父亲沙泽忠在乡里租了一套房子，６０平方米，一年８００元，由奶奶专门陪读。

　　记者采访时，姐妹俩正在学校的留守儿童“阳光小屋”与远方的父亲视频通话。当看到父亲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时，姐妹俩“哇”的一声哭了。电话那头的父亲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在绿化小学，还有１２０多个这样的留守儿童。

　　一些贫困的父母努力让孩子“考出去”，而一些出去的年轻人努力想把父母接出来。

　　符君是店麻地村目前唯一的大学生，２０１４年毕业后成为武都区扬名中学的一名美术老师。他父亲只读到小学二年级，但语文和数学都曾考过满分。借钱，贷款，无论多穷，这位父亲也坚持供儿子念书。

　　毕业后，符君没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回家乡任教。他想盖座好房子，把远在苦寒之地的父母接出来。刚工作收入微薄，但他还是咬牙贷款筹集资金在镇上买了一块地，想把曾经画在纸上的房子变成现实。

　　一面渴望离开，一面顾虑重重

　　听到中央有了扶贫搬迁新政策，山里不少贫困户喜忧参半。

　　“对于搬迁，高兴得很，但下去后没有生计，最后连猪都没得喂怎么办？”

　　黔西县绿化乡湾菁村大庆寨的贫困户赵世忠说。

　　采访中，记者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担忧——

　　“没有文化，只有蛮力，能不能找到工作？”

　　“城里花销那么大，怎么找钱？”

　　“要搬走了，家里的林地怎么办？”

　　一些移民迁入地的人们也有不同想法。

　　按照当时的移民政策，武都区几年前曾决心将坪垭乡崇山子村整体搬迁到两水镇黄鹿坝。听到这个消息，黄鹿坝人炸锅了，他们反对把“柴客子”们搬迁下山，因为整个陇南像这样的平地太少了，所以“黄鹿坝村人的河坝地比黄金还要宝贵”。况且，黄鹿坝人还在地里种了花椒，花椒一亩收入要过１万元，他们坚决不同意区里的决定，那次搬迁就熄火了。

　　一旦涉及到钱，问题更复杂了。

　　旺苍县枣林乡乡长张兴华说，易地搬迁以前补助太少，比如２０１０年人均补助５０００元，后来涨到人均补助６０００元，但这笔钱完全不够建房子。如果要建，贫困户还需借更多的钱，所以前几年出现“搬富不搬穷”现象。

　　“搬下去后续产业如何开展，也成为贫困户‘搬下去、稳得住’的一个大问题。”他说。

　　这一系列问题，新一轮扶贫搬迁能够解决吗？（参与记者：谭飞、王丽、张钦、杨洪涛、李平、吴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