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新匠：修复文物的速度得跟树懒一样
“经常是一干活，怎么这么快就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
这些今年春天来面试的年轻人可能还不知道，到秋天，文保科技部就要从西三所搬到新房子里。
从1951年故宫文物修复厂成立，到1988年扩建为“文保科技部”，一代一代的修复专家在西三所的小院里度过了自己最珍贵的时光。
得知搬家这个消息，最舍不得的是王津、王有亮这批老师傅。王津是16岁进的故宫，王有亮是19岁，还是大孩子。那会儿没实行双休，一周要上6天班。对他们来说，师傅既教手艺，也教做人；西三所既是上班的地方，也像半个家，一待就是30多年。
说起自己的师傅赵振茂，王有亮现在还是佩服得不得了。赵老先生经手修复的文物，包括西周的班簋和汉代的马踏飞燕。“他数大拇哥，我能学到他八成就好了！”
王有亮最高兴的事，就是听师傅说句“行了！”赵师傅对徒弟很严，嘴里说很好，那不可能，就是一句“行了！”
活儿成了，得了赞赏，也谈不上去哪儿下馆子庆祝。上个世纪80年代初，故宫里外都不似现在热闹。
“故宫人不多，中山公园和工人文化宫的人多。”王有亮回忆，那会儿故宫门票才1毛钱，但游客很少。为了多挣点工资，他周日会给宫殿部带班，在太和殿、御花园、坤宁宫都站过岗，到处也没见什么人。
不过更早的时候，王有亮亲历了故宫的“盛况空前”。那是上世纪60年代，上小学3年级的王有亮被组织来故宫看泥塑展《收租院》，该作品描述了大地主刘文彩压榨贫下中农的故事。
展览被安排在奉先殿，“阶级仇、民族恨！”小小年纪的王有亮听着充满感情的解说，现在记得的就是“人挤人”。
“跟看《清明上河图》的人一样多。”铜器室的另一位老师傅补了一句。《清明上河图》是去年故宫博物院90周年院庆中的展品之一。为了一睹其真容，不少游客在8月的太阳下硬生生排了六七个小时的队。
几十年间，中国人对古董、文物和古代文化的看法急剧变化。这里是什么时候变成这般“游人如织”的？在宫里呆了30多年的王有亮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在铜器室的小院里，听得最多的声音还是天欲晚时的乌鸦啼鸣。
展出过《收租院》的奉先殿，现在是故宫的钟表馆。馆里陈列着不少王津年轻时修过的钟表。1977年，当时文物厂的厂长骑自行车带着16岁的王津来了西三所。他第一次走进钟表室，屋子四面都拉上了挡光的竹帘，黑乎乎的，只有案子上的一盏台灯，照着灯下一个铜镀金的座钟。师傅拧好发条，这钟里就传出了音乐，还会动。
王津看了这一幕，心里最想去钟表室，结果还真被师傅挑上了。因为那会儿年轻人少，说闷也有点，干活的时候没人说话，只听见修东西、转齿轮的声音。但王津恰好喜欢这活儿：“经常是一干活儿，怎么这么快就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
跟午饭来得一样快的，还有退休。再次站到钟表馆里，看着自己和自己的师傅当年修过的东西，王津感叹：“有时不觉得，但回想起来，挺快的，这人的一生真是。工作的这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
在这“一晃”中，除了与文物的缘分，还有同事之间、师徒之间的情谊。这里的制度，并不按平日修复文物的量算薪资和职称，每个人靠手艺吃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弱，基本没有公司或行政单位中的“办公室政治”。
王有亮的同学好几个毕业都进了故宫，老兄弟平日里出去一起吃饭、聊天，聚在一起学赵师傅当年吓他们的话，用惟妙惟肖的河北口音：“别说笑了，厂长来了。”
下到王有亮的徒弟高飞，上至随晚清皇室流落到民间的“歪嘴于”，故宫里的青铜修复技艺已经传到了第6代。
高飞刚来的时候，跟王有亮隔着岁数，觉得生分，有点怕。现在好多时候，徒弟还“管”起了师傅：“我师娘跟我说，不能让你师傅天天抽烟。要是碰上他们晚上同学聚会，我就说您悠着点，少喝酒。”
纪录片在电视台播出的时候，王有亮没怎么仔细看，他觉得在电视上看自己挺别扭的。而高飞的儿子是热心观众。王有亮一出来他就指着屏幕乐：这是师爷爷！
偶尔，高飞也带儿子看展览，碰见自己动过的文物，他会很兴奋地多讲两句：你看，这个是你爸和你师爷爷动过的。为什么是银的呢？因为……”
高飞没有收到预期的崇拜效果，儿子就偏头去看别的东西了：“那边那个是什么？”
西三所的一草一木，和小小的“不速之客”，也成了工作的一部分。在修复师干不出活、思路受阻的时候，“浇浇花”、“喂喂猫”是不错的选择。装裱组小院里的丝瓜已经长到了2米，抵到了青石地板；木器室院子里一进门的牡丹开得正好；大灰和她的两只小猫——小灰和小花，常年出没西三所各院，是王有亮眼见她在后院下的崽。于是铜器室里多了一大袋猫食。
花架下的一个小盆子里，还有屈峰种的一株瘦弱的海南黄花梨，等几十年后屈峰退休的时候，应该能做根毛笔。
有人在寻思，要搬家了，木器室院里的杏子怕是吃不上了，也许每年能回来打一次？
在这待了近40年，王津对老工作环境有感情，真是舍不得。但他也知道，现有的工作室面积太小，不利于将来发展：“我们室最终的目标要达到6个人，这个屋怎么干活呀？肯定不够。”
王津刚进来那会儿，文物厂总共40来人，现在整个文保科技部有约110人，到2020年要发展到200人。
在钟表室里，静静躺着总共十几件小闹钟、座钟和台表。在那个“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表”的年代，它们还当过走时器。
39年前，16岁的王津刚进故宫时，正是从拆装这批钟上手的。
今天，常人用来看时间的工具已从手表更新为智能手机，但在钟表室，多年的传统仍将延续。不多久，这批小钟将从王津手上传递给某个通过面试的年轻人，经历新一轮的拆拆装装。这是真正接触文物前，每个人都得接受的“急不得”的磨炼。(记者 程曼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