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新匠：修复文物的速度得跟树懒一样

　　“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

　　在古老的故宫里，面试的问题现实极了。

　　李苏菲参加面试的时候，一个领导问一个非北京户籍的男生：“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在北京生活下去？”男生说：“我先考虑工作。”面试的老师语重心长地加了一句：“你毕竟将来是要成家立业的啊！”

　　走进宫墙、关上院门，这群收入不高的修复专家沉浸到文物世界，手里是传承千百年的技艺，暂时逃离了“流水线”。但走出这个院子，汇入北京城繁忙的人流，“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如今北京的房价居高不下，故宫附近更是“天价房”，这让早年没置办房子也没赶上单位分房的人——30岁上下的外地年轻人只能从特别远的地方通勤过来。

　　屈峰住在北五环和六环之间，房子4年前买的，还着贷款，倒几趟地铁，最后坐一趟公交车去神武门，单程要1个半小时。

　　还有的住远的同事天不泛白就起床，先骑一段摩托车到公交站，再倒公交车上班。

　　有小孩的同事还面临着学区房、上幼儿园、上学的压力。宫外比宫内现实得多，复杂得多。

　　学艺术的，虽说一般“不好找到稳定工作”，但并不是没有挣钱的机会。就在屈峰刚进故宫迷茫的头几年，他的许多同学已经“混得不错了”。

　　有搞大型城市雕塑，赚到很多钱的。“别墅都已经买了两套，北京。”还有的成了屈峰想做的“艺术家”，在当代艺术领域小有名气。

　　那段时间同学聚会，屈峰都不想去。一个关系特别好，改行“玩狗”的哥们开玩笑跟他说：“你干这个，挣这么点儿，你不如来给我养狗，我给的都比这多。”

　　闵俊嵘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单说工资的话，他很多从事设计的同学是他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何必自己较劲，自己难受呢？”闵俊嵘淡淡地说。

　　但年月增长，宫里那摊“不挣钱”的，似乎脱离现代生活的事，却融入到了每个人的气质里，附着他们的身溜到了宫外。

　　如今闵俊嵘在闲暇时会弹琴、制琴。这和他本来的漆器专业不相关。但2004年进入故宫后，他接触的大量漆器文物都是古琴等乐器。

　　他见过常人只闻其名的唐代传世名琴“九霄环佩”，器形大气，他一搬，却意外地轻。在一次次亲自动手修复古琴的过程中，他揣摩着古人在弧度、棱角和厚薄比例上的智慧，“这是你光看照片完全体会不到的。”

　　在自家的工作台上，他一边给一把琴抛光，一边说着对制琴的理解：“做漆器、做琴都是修身养性的过程，器物里面能体现出造物的精神。看他做的东西，就知道人的状态。这跟画如其人一个道理。”

　　屈峰的一个爱好是刻佛头。“你看有的人刻的佛，要么奸笑，要么淫笑，还有刻得很愁眉苦脸的，很难刻，佛像一刻就知道。”屈峰一边拿着刻刀雕佛头，一边继续说，“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我说古代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人在这个世上来了，走了一趟，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

　　纪录片里，屈峰刻佛头的这一段，是好多观众的“泪点”。一条弹幕写道：“我这个外行人都听哭了！”

　　这达到了导演叶君期望的效果，他其实并不想拍那种“套路化”的“工匠精神”——这是一个行将没落的行业，他们坚守着人类最后的微光。

　　叶君想拍出他在这群人身上看到的敬业和平常，他自己这样理解片子的主旨：“每个人都将会有一个职业，其实职业中都会有琐屑细碎的地方，这些师傅是在教会我们如何与职业相处，如何与世界相处，如何与自己相处。”

　　现在，屈峰有了职业自信，走出故宫，他也经常参加一些艺术圈的聚会，看一些展览。“至少我们还在聊作品。”屈峰说。

　　在闵俊嵘制作的数把琴中，有一把是刷绿漆的“蕉叶”（古琴的一种形制），取名“绿漪”。他回答别的问题都很直接，唯独这把琴的名字，问了好几次，他才透露，仿佛这不是一把琴，而是一位十分珍重的友人。

　　“那琴还在我这儿。”闵俊荣说，他闲的时候，喜欢的曲目是《梅花三弄》、《潇湘水云》和《忆故人》。“好像弹着弹着就真能想起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