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上，中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世纪中叶，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当时确实被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所震撼了，这导致很多中国人失去了对自己文明传统的自信，甚至产生了中国需要全盘西化的呼声。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认为要废除中国的文字，因为汉字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文字要拉丁化才行。
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人已经看到，自己的文明传统其实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为宝贵的主要资源，我们可以自信地坚持中国文明本位，同时也汲取他人之长，与时俱进，最终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也就是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现代化、一种中国人所喜欢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赶上西方，而且在许多领域内要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
让我还是以中国文字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应该说，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是民族认同的利器。保持了汉语，就保持了中国文化的根。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汉语也不断地与时俱进，它汲取了其它文字的某些长处，从文体修辞到语法词汇，汉语都吸收了大量外国元素。白话文、简化字和汉语拼音等语言方面的创新，大大方便了汉语的学习和推广。
现在看来，今天的汉语一点也不落伍，反而它既十分传统又非常时尚，它能够翻译世界上所有人文和科学的著作，能够与现代科技完全兼容，在互联网为标志的高科技新媒体时代，它甚至展现出很多独特的优势：它有西方语言难以达到的简洁明快、它有西方语言难以达到的丰富形象，它有西方文化难以达到的文化底蕴。汉字紧凑的特点使之特别适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沟通：同样大小的手机视频，中文的信息量大概是英文的三到四倍，这也是移动互联网在中国迅速普及的主要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文化和信仰就蕴藏自己的文字中。一个中国人，只要学会了中文，能够听说读写，能够使用一二百个成语，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就融化于他的血液中了，他就学会了许多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如与人为善、自食其力、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好学不倦、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等，这些中国文化传统元素已和中国现代化进程融为一体，这不仅使中国能以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速度和规模崛起，而且使中国社会保持了比西方社会更多的温馨和更强的凝聚力。
第二、在与本国政治制度的关系方面，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推翻了原来的政治制度，照搬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但很快就出现了水土不服，中国最终陷入了一盘散沙、军阀混战的境地。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新时代。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我们持续不断地探索，最终找到了一条基本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成功之路。
我这里可以比较一下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高明的地方在于：在西方吹嘘自己政治制度如何优越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真的完全相信了，而邓小平说，不要吹牛，西方的制度有自己的许多问题，而中国的制度有自己的许多优势，特别是它能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它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它能给百姓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但邓小平也认为中国的制度存有自己的问题，需要汲取他人之长，需要与时俱进，需要通过改革而不断完善，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从未停止。
记得1992年前后，苏联解体、东欧崩溃的时候，整个西方世界欢呼西方政治制度胜利了，历史也因此而“终结”了，但当时邓小平则认为，中国的机会来了，中国证明自己政治制度优越性的机会来了。邓小平本人在苏联解体后不到一个月，就专门去中国的南方视察，呼吁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进一步改革开放，大幅度地加快中国崛起的步伐。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一个政治制度的成功的最好检验，就是它为自己的人民提供了什么：今天的中国光是外汇储备一项几乎就等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模的总和。中国大多数家庭在过去20多年里都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中国今天每年的出境访问人次已经超过1个亿，整个国家初步实现了全民医保，全民养老的制度安排。这和西方模式下，多数国家过去20多年人民生活水平毫无提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中国人也知道自己的制度和自己的工作仍存有不少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才能做得更好。
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在如何产生国家领导人方面，形成了比较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其最大特征是选贤任能，中国的最高决策层的成员至少要担任过两任省一级的领导，至少要治理过一亿以上人口，在国家治理和为民谋利方面要有十分突出的政绩。这种选贤任能制度也可称为“选拔＋选举”的制度，这种制度安排既有中国自己的传统，又有对西方制度的某些借鉴，这是多种元素有机结合的一种制度创新，其产生的领导人总体上的素质和水准，明显高于西方光是依靠大众选举产生的领导人。
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无论是选拔人才的能力、民主决策的能力，还是战略规划的能力、纠正错误的能力等，总体上看，都比西方政治模式要强一些，甚至强很多。当然我们的制度在很多方面还可以完善，但它已经不害怕与西方所谓的民主模式进行竞争，实际上，我们非常欢迎这种竞争，竞争可以使我们的制度更为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