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贫困县的政治生态治理样本

　　“非常之事得用非常之治”

　　另一个被陈行甲认定为“为官不为”的，是没有单位一把手主动报告有人“吃空饷”。2014年，全县清理了216人。

　　在巴东县某局一名干部看来，主动报告难免得罪人。该局有3人每月只来几天，领导不是没有问过，“但有的拿出医院的诊断，有的说去外地照顾孙子，也不好说什么”。最后，“领导建议，你们申请退休吧，只是每个月少拿点钱”。

　　“既然大家都是这样，见怪不怪、都不报告，那我也不报告。”巴东县纪委副书记周红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有的官员不是故意隐瞒，而是工作惯性问题，“就是政治生态”。

　　巴东清理“两违”的时候，武汉“治庸问责”风暴已刮起多时。民间对“4个多月内问责500多名干部”的做法有所讨论，湖北省相关部门则认为，这让“干部作风快速好转，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决定全省推广。

　　那时的巴东，干部作风为人诟病。县领导曾在大会上一口气列了“办事小事拖大，简单的事拖复杂”、“好人主义严重”等9个问题，并断言：“这些问题就像一个个毒瘤攀附在我们干部队伍身上，使我们的发展环境遭到极大破坏，稳定局面受到严重威胁。”

　　会议宣布成立“五个严禁”督查办公室。“严禁”内容分别是：对属于职责范围内能够办理的事不按规定时限或承诺时限办结；吃、拿、卡、要；工作日午餐饮酒；机关干部工作时间上网玩游戏、炒股票、看电影；赌博。

　　多名巴东县官场人士认为，“严禁”的内容过去也提过，只是说法不同。但是，“这次是来真的”。

　　一名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该办公室是否要成立，决策层曾起分歧，“有人认为，这类问题已有纪委来抓，没必要再成立新部门；还有人认为，县委应该把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不要抓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明察暗访及随后的惩罚，开始让人重视这些“鸡毛蒜皮”。暗访人员通常是刚入职、不易被认出的年轻人，他们配备了纽扣摄像机等设备，会在上班时间到各个县直单位、乡镇甚至宾馆、饭店暗访，偷拍工作人员玩游戏、不在岗或其他违纪的图像资料。

　　如果被发现存在违纪问题，轻则通报，重则处分。甚至，县委书记所联系乡镇的党委领导都曾因不在岗而写过检讨。

　　一名参与暗访的人士透露，他曾到一个乡镇单位，发现一把手不在岗，“工作人员解释说领导去县局里开会了，我马上打电话到那个局，问他有没有在开会，回答说：没有”。

　　甚至，有的暗访人员还会中午摸进一些饭店，见到3个人以上喝酒、聚餐就先拍下来，再过去设法探问他们是否公职人员、是何关系。

　　一些干部对治庸问责的做法至今未能完全适应。巴东县某局一名常需外出办事的干部说，现在要求上、下班签字，但有时他在外办事，不得不给局领导报告“特殊情况”，否则会被记下。

　　该干部不愿开公车办事，因为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找到停车位，有时需要开到较远处，再走路过来，“现在违章停车查得严，会被通报批评，但打车又不能报销，只能坐公交车”。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即使是个人开私家车违章，纪委也要通报到单位。“这本应是私事。”他说，有一次，同事就这样被纪委通报过，而同事的妻子就是交警队的，“非常丢面子”。

　　“非常之事得用非常之治。”巴东县纪委副书记周红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五个严禁”看似细小，但做起来又能够做到，切合干部作风实际问题。

　　而用陈行甲的话来说，则是“要对广大干部大喝一声，猛击一掌，使大家警醒起来”。

　　其实，在基层熟人社会，暗访组也未能完全排除人情干扰。某系统多名内部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暗访组曾经拍到了他们单位有人上班玩游戏的照片，但此举被暗访组成员的熟人看到了。这张照片最终没有上传。

　　“这要看暗访组成员的自觉。”该系统内部人士认为，暗访组成员也需要监督。

　　县纪委努力让暗访组成员不被认出来。他们尝试将工作人员经常轮换，从纪委抽调人，工作1年之后，再换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