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中，德军占领了巴黎，很多德国人前往毕加索的艺术馆参观。据说，有德国军官看到《格尔尼卡》扭曲、惨痛的画面后，十分费解地问毕加索：“这就是你的杰作？”毕加索答道：“不，这是你们的杰作。”
《格尔尼卡》是警示战争灾难的文化符号，也使格尔尼卡的悲剧永远留在了人类伤痕累累的记忆中。不过，对比轰炸的规模、损失程度和实施者的战略意图，重庆大轰炸都要远远超过格尔尼卡轰炸。
法西斯德国在无差别轰炸上倒是不甘居于日本之后。日本开始重庆大轰炸几年之后，地球的另一端，另一个被称为“雾都”的城市——伦敦遭受了德国的无差别轰炸。其轰炸范围更扩大到了英国几乎所有的工业城市。
但是，若论无差别轰炸的提出和“理论构建”，日本可以说是始作俑者。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此时的侵华日军，已经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中华民族的浴血抵抗、中国广袤的国土纵深，已经让他们无力再发动数十万兵力规模的决战，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所谓的“一击制胜”、“三月亡华”都是蛇吞象的吹牛而已。
陆地上的大规模进攻无力为继，侵华日军亮出了早已打磨好的空中屠刀。
日军占领的机场，距离重庆已经不到1000公里。重庆被套在了日本轰炸机投弹的瞄准镜正中。
“雾都”的屏障
记者4月初到达重庆采访，仲春天气凉爽，时有小雨落下。几天中，天一直没有放晴，只是略有遗憾，早晨的薄雾若有若无，没能体会到著名的“雾都”景象。
对于雾，重庆人并无好感。可在抗战时期，浓雾却是笼罩山城的一层天然防空网，使日机无法肆虐空袭——那几乎是唯一可靠的防空屏障。
日本对重庆的第一次轰炸发生在1938年2月18日。9时18分，敌机飞过涪陵，重庆城内几十处报警站一同响起急促的报警声，全市行人车辆绝对禁止通行，热闹的山城顿时空寂。
18分钟后，日机在重庆东郊广阳坝上空投下了第一颗炸弹，又向机场、莲池湾无线电台、陈家小学堂院子等地连连投弹。顷刻间，弹片横飞、浓烟四起，惊叫哀鸣之声不绝于耳。
日军对重庆的第一次轰炸，仅出动了9架轰炸机。据事后推测，这些飞机应该是1937年刚刚投产的三菱96式陆上攻击机。它的航程达4400公里，是当时唯一能从日本占领区起飞轰炸重庆的机型。不过，这种飞机为了增大航程而牺牲了载弹量，每架飞机只能搭载800公斤炸弹，轰炸效果并不理想。
当时的重庆，防空设施、高炮阵地及防护避难设施等还在筹建当中，所幸日军的此次轰炸也是试探性的，才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失。
这之后，重庆平安度过了8个月。10月4日上午，低沉而持久的防空警报再次响起，重庆市区第二次遭受了轰炸。与前一次轰炸一样，此次轰炸也只是日军的试探性动作，规模小，时间短。不过，这时日军的轰炸已经不再需要超远距离奔袭。武汉的陷落，使日军有了最方便的空军基地，日军将原武汉万国赛马场和华商赛马场改建成以“W基地”为代号的空军基地，可停降200多架飞机，并由第一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少将指挥，完成一个半月的远程航空作战和轰炸训练，在长达5年半的轰炸中，“W基地”是日军轰炸重庆的主要基地。
这时候，给日军轰炸造成最大干扰的不是重庆的防空力量，恰恰是笼罩这座“雾都”的云雾。
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5月，是川渝地区的雾季，大雾弥漫，能见度低。轰炸机在云层之上，很难寻找到目标。有不少的炸弹被扔到了重庆郊区的农田水塘。这一时期，日军的轰炸带有训练性质，规模并不算大。他们在等待着重庆的大雾散去。
而国民政府也在紧锣密鼓地购入飞机、高射炮，挖掘防空洞。但是，防空与空袭的力量对比极不对称。
1939年初，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有一次重庆之行。那时“飞虎队”还没有成立，陈纳德的身份是国民党空军顾问。“飞虎队”成立于1941年，主要驻地在云南昆明，也并没有实际参与重庆的防空。
到达重庆的第一天，陈纳德就亲身经历了日军轰炸。他乘坐的船正行驶在嘉陵江上，日本的炸弹落了下来，所幸没有直接命中他的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