岗位风险与制度之笼
不容忽视的是，在这100名县委书记中，目前已有7人因严重违法违纪而锒铛入狱。从地域分布看，李达球、王常明来自西南，林秀山来自东北，郑樟林、朱爱群来自东部，彭晋镛、周其东来自中部，说明“能人腐败”现象与地域并没有必然联系。
通过查证历史资料发现，20多年前，他们担任县委书记之初，都曾抱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理想，期待任期内能大展拳脚，从而一路顺风直至青史留名。例如，郑樟林任开化县委书记期间，将“勤政不偷懒，廉洁不庸俗”作为座右铭。他曾主动立下“军令状”，下浮一级工资，背水一战，消灭荒山。但当了衢州市政协主席，特别是55岁之后，开始收受大量贿款。他也承认，看到支持过的老板都住高档房、开豪华车，自己“心态有所失衡，想收点钱把房子改变一下”。
倘若郑樟林在开化县就大肆贪腐，后果肯定严重得多。众所周知，在整个国家治理架构中，县委书记处在宏观之末、微观之始，对一县之发展方略和官员任免，往往拥有一言九鼎的最终拍板权。“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县委书记私欲膨胀，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走向腐败基本不可避免。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山西贪腐风暴中，至少18名现任或前任县委书记落马。这种“塌方式腐败”，给当地政治生态造成重创，消极影响短期内更难以根除。县委书记群体也因此而被“妖魔化”。
反腐败是世界级难题，但不外乎有三条路径：铁帚扫贪，使官员“不敢贪”;权力制衡，使官员“不能贪”;以德倡廉，使官员“不想贪”。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既“拍苍蝇”又“打老虎”,相当一部分县委书记也应声落马。在我们关注的100名县委书记中，官至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的林秀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王常明先后被“双规”。这些霹雳手段虽只是治标之策，但为下一步推进反腐的制度化、法治化赢得了时间。
从权力的制衡与约束看，应当积极推进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2009年，中纪委、中组部进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安徽、浙江、北京等地相继跟进。2010年，湖北启动县委书记岗位风险预警防控试点，要求县委书记不再直接分管人事、不得插手工程招投标等。此外，还应当以权利制约权力，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县域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必然对县委书记的道德水平与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2014年底，全国县委书记轮训再次启动，由“政治家摇篮”中央党校承担。在与第一期学员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这就意味着中央把县委书记定位为“地方政治家”，未来将会进一步严格管理、悉心培养和重点使用。
(本文原载于《决策》杂志2015年第2、3合刊，有删减，作者贺海峰，系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