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反面教材，警示他人完善制度建设
一些受访的司法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介绍，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或者入狱改造期间，纷纷选择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刑表扬加分的考虑情节。
全国法院从２０１４年起实施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１０％以下。
湖北省法院系统一位法官表示，官员若在双规或者司法调查过程中写“悔过书”，对所犯罪行进行承认和反省，对于最终减轻量刑会起到积极作用。
悔过书的公开警示教育功能作用，在纪检系统也一直备受重视。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列入２０１５年的工作任务，且提出要深入剖析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例，用好用活反面教材，发挥警示、震慑和教育作用。
“用好忏悔录这个反面教材，通过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自悔自新，现身说法，将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研究处处长苏静说。
江苏省委在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提及，在省委全会印发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１３名省管干部悔过书，以案明纪，引导领导干部引以为鉴、吸取教训。云南彝良检察机关收集整理８９份《悔过书》，并结合悔过书内容在当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讲座。
安徽省一位基层官员表示，每次看到官员的悔过书，都会不自觉地对照一下，因为很多“悔过书”反映的很多情况都是在工作中容易遇到的，“例子很具体，很容易类比，对公职人员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官员将“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这种“投机性悔过”需要甄别和警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说，从预防腐败的角度来看，有关方面从落马官员心路中总结其以权谋私所利用的制度缺陷和漏洞，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对于从根本上反腐具有实际意义。
2月2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首次推出大型专题栏目《忏悔录》，选取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违纪违法案件，通过剖析案情及违纪违法者的忏悔，给党员干部以深刻警醒。 据悉，此次是中央纪委网站首次公布落马官员狱中忏悔视频。《忏悔录》栏目首期公布的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的相关内容中，含有六段视频。其中有五段是张引本人忏悔，还有一段为办案人员讲述张引如何索要奖金。详细>>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忏悔录”对官员权力的行使有警示作用，能够唤起官员对权力的敬畏感，让官员们明白，权力不仅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责任，不要利用权力做恶事、谋私利，要意识到权力的公共性。但他也提醒，“在解析贪官的忏悔时，不能将信念夸大成贪腐的决定性因素，而忽略廉政建设的体制机制建设问题。”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