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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长篇党史报告文学《根据地》(摘编)

2015年01月28日 17:18:44 来源: 《党建》杂志

刘邓大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百姓家中无人,就在门外露宿

  共产党人的第二战场

  中国有句俗话:打铁还需自身硬。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始,就在党纲中规定了为人民求解放的宗旨,不谋私利。并一直警惕党内腐败的滋生,坚持和腐败行为作斗争。

  抗日战争期间,尽管我党我军处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但却一直致力于党内的反腐倡廉。不论对敌斗争如何艰苦卓绝,共产党人从未放弃思想战线的“第二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于8月25日,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四条明确提出: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1938年5月14日,中共晋察冀省委发出《中共晋察冀省委关于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必须遵守的条例》。《条例》指出:近来各级政权中,仍不时发现个别工作人员违犯群众利益或惊人的贪污腐化现象,甚至个别党员也堕落到犯这种可耻的罪恶——背叛阶级又背叛民族利益的罪恶。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作出的规定是: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厉行有效的开源节流办法,在各机关学校和部队中,提倡生产运动与节约运动,增加收入,减少支出,以解决战时财政经济之困难。

  5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演讲,他说: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

  8月23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发出《关于开展反贪污腐化反投降主义的倾向的训令》,命令说,自抗战以来,我军干部甚至于高级干部因贪污腐化而堕落以至叛党逃跑者,不断发生。因此,要求政治首长必须注意审查自己的干部,严防少数干部的堕落,严防某些环节上的腐蚀,强化干部的政治生活与党的生活,反对干部中的发财思想,我们到处发现许多干部有不正确的经济观念和私利的坏行为。反对干部中任意离开党的原则的私人感情团结,反对私人送钱,反对不遵守军队的供给制度与少数个人违反制度的自由开支,提倡节约,反对庸俗现象。

  10月28日,八路军总政治部作出相关指示。该指示根据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一些党性不强,甚至有少数分子甘心堕落,贪污腐化,逃跑变节的问题,提出军队干部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大量提高干部质量、审查干部和洗刷坏分子。

  1941年9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施政纲领。纲领提出:建立廉洁政府,肃清贪污浪费。驻曹县安陵集的八路军枪毙了一个贪污的司务长,对部队指战员是一个很大的警示;也使边区的百姓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施政廉洁、治军严明。

  1947年1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朱德1947年元旦广播词《一九四七年十大任务》。朱德指出:“为了解决自卫战争中的财政供应问题,必须一面发展生产,一面用大力整顿财政,缩减一切可以缩减的人员,节省一切非必要的开支。由上级负责人以身作则,降低干部生活水平,表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严禁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犯者要加以严惩。只有这样,根据地的长期坚持才有保障。”

  1948年1月4日,华北财经办事处发出《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指示》。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和在政府工作中的民主生活的不足,已使我们党的组织及政府机关产生了某些严重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对于不遵守党章,破坏纪律,破坏党内正当秩序的分子,必须给以处罚。”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谆谆告诫全党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月26日,毛泽东给延安党政军民各界复电,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0年3月7日,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就西北地区共产党员贯彻中央统一国家财经工作决定发表讲话。他说,西北地区有些共产党员中还存在着铺张浪费、不爱护人民利益祖国利益的思想,必须加以肃清。更严重的是个别共产党员有贪污腐化的现象。我们要再三告诫他,赶快反省,决心改正。如果还不这样做,将会被人民所唾弃。

  3月17日,中共中央纪委就平原省(原冀鲁豫边区)一些地区的村干民兵的违纪行为发出《关于加强对村干民兵纪律检查的通报》。《通报》指出,平原省嘉祥县褚营村村干民兵强奸、贪污、讹诈,逼得群众生活困难,会(道)门遂乘机活动。平原省所发生的这种严重情况,许多地方曾发生过,现在仍可能存在,将来也有可能继续发生。

  11月21日至12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省代表会议。会议揭发了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前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罪行。由河北省委建议,经中共华北局讨论,报经政务院和中共中央批准,刘、张二人被依法逮捕。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开除刘、张党籍和交司法部门制裁的决议。河北省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张二人处以死刑。1952年2月10日执行。

  12月13日,毛泽东批转习仲勋关于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报告。习仲勋在报告中报告了陕西省反贪污斗争的情况,说:检察署、法院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三单位已查出来的和受理的贪污案件,共损失国家财产80余亿元,估计只占实有贪污案件的半数或三分之一;财经系统、公安、司法系统和军事后勤系统贪污现象较严重;集体贪污案件占相当大的数量。贪污行为,已经毁坏和染坏了一批干部。

  申云浦·华子良·沈醉

  申云浦是冀鲁豫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曾任贵州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

  华子良,小说《红岩》中的“疯老头”。

  沈醉,戴笠的亲信,国民党军统局云南站少将站长。

  三个似乎毫不相干的人,一段传奇的经历,却把他们连在了一起。

  华子良的原型叫韩子栋,原名韩国桢,是山东省阳谷县人。1930年,韩子栋从老家到北平求学,因家境贫寒,只好半工半读,一面在书店打工,一面在中国大学经济系听课,一面来到北平西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当店员.这家书店是中共北京特科的一个秘密工作地点。北京特科,是1931年4月由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奉周恩来之命建立的。

  正是在书店做店员期间,他结识了地下党员,于1932年被吸收加入中共组织。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他回到了原籍阳谷,结识了同样是中共党员的老乡申云浦,成了莫逆之交。

  1933年前后,中共山东省委连续遭到破坏。

  同年秋天,韩子栋受中共领导人的委派,在山东同乡孔福民等人的介绍下,打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复兴社)内部。两个人从此分开了。那一年,韩子栋才25岁。

  1947年底,一个蓬头垢面,十分瘦弱的老人来到了申云浦的面前。申云浦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老战友韩子栋。这一年韩子栋40岁,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待了十四年。

  原来,俩人分开后,在极其艰难和复杂的环境中,韩子栋在“蓝衣社”组织建立情报网,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交给的任务。1934年11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

  韩子栋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贵州息烽、重庆渣滓洞、重庆白公馆等11所监狱(其中3所是公开的监狱,8所是秘密集中营),受尽严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

  在狱中,他从同室关押的一个疯子那里,学到了一手装疯的“绝技”。韩子栋整日神情呆滞,蓬头垢面,数年如一日的一副痴呆疯癫的模样,半天不说一句话,有时头顶烈日,有时冒着大雨,一刻不停地在白公馆的放风坝里小跑。

  看守的特务们都以为他是被关得太久憋疯了,便叫他“疯老头”,放松了对他的监禁和看管,让他当伙夫,管收发,还让他当挑夫随看守到小镇的瓷器口去买东西。

  韩子栋时刻准备着越狱,为了增强体能,他加大了每天的运动量;为了更好地麻痹特务,他愈发显得疯疯癫癫起来;为了越狱成功,他利用每天跟随看守外出买菜、挑货的机会仔细地观察道路辨认方向。

  一次,沈醉作为军统局高级特务来到渣滓洞视察,路过院坝的时候,看见有个犯人在扫地。沈醉回头看了他一眼,这人也回头看了沈醉一眼,沈醉便问身旁的监狱长:“这是个什么人?”监狱长告诉说:“共党嫌疑,已经疯了。”沈醉不愧是个老牌特务,大手一挥说:关起来。看守长问什么原因,沈醉说:“真正的精神病人,看人痴呆呆的,他瞟我一眼,说明他神志清醒,特别是共党嫌疑,还是把他关起来吧!”

  这一关就是两年,后来因为监狱人手不够,监狱长见韩子栋仍然疯疯癫癫的,就又把韩子栋放出来当杂役。

  一天,韩子栋机智地支走了“勤务兵”后,撒开大步迅速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魔爪。

  为了与党联系,韩子栋找到了已任鲁豫区党委宣传部长兼《冀鲁豫日报》社长的老战友申云浦。

  在申云浦的帮助下,1948年1月,韩子栋向中组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

  十四年的监狱生活并没有让韩子栋屈服,反而愈磨砺愈透出其党性的光芒,当审查后恢复党籍的他被问到有何要求时,大难不死的韩子栋就说了一句话:“只希望再活几十年,亲眼看到蒋家王朝覆灭,看到建成社会主义。”

  国民党从重庆撤退前夕,残忍地杀害了渣滓洞所有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韩子栋被邀去进行烈士的辨认工作。看到那些熟悉的难友,死在黎明前,泪水如雨。

  “文革”后沈醉写的《我这三十年》一炮而红,文史出版社发行一百五十万册,仍然洛阳纸贵。

  一天,沈醉收到一封信,问及《我这三十年》何处可以买到?这种信件多如牛毛,沈醉并不在意。可是定睛看时,写信人名叫韩子栋,工作单位是贵州省政协。沈醉知道他就是小说《红岩》里华子良的原型。作为《红岩》里严醉的原型,沈醉能够收到韩子栋的来信,也就是严醉能够收到华子良的来信,沈醉断言,这是任何小说家也编不出来的故事!

  百感交集之中,喜出望外之余,沈醉马上给韩子栋寄去一本书,附上一封信,信中说:“严醉”没有死,“华子良”没有疯,我们两人为什么没有见面的机会呢?

  机会很快来了。韩子栋来北京出差,应邀到沈醉家作客。见面之时,沈醉弯下腰,深深地给韩子栋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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