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父亲去长征

    1933年3月，根据中革军委决定，将福建红军独立第7、第8、第9、第10师合编为第55、第56师，并组建红军第19军，叶剑英兼任军长、杨尚昆兼任政委，由东南战区指挥部指挥。1933年6月，红1方面军根据中革军委指示，按照新编制进行整编：取消军一级机构，师以下部队逐级缩编。红19军奉命缩编为红34师。这就是由闽西子弟组成、在中央红军长征中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第3个红34师。

    红34师于1933年6月组建后，归福建军区指挥，同年10月28日，中央红军决定组建红军第7军团，即后来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34师转隶红7军团；至当年12月，红34师又奉命调归红5军团建制；在第5次反围剿中还曾转归红3军团指挥，参加高虎瑙战斗。几经转隶，红34师始终无条件地坚决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一切服从全局。湘江战役时，红34师是中央红军少数几个配备了“大功率电台”的主力师之一。

    湘江战役中朱德总司令为指挥作战与各军团和纵队有大量往来电报。其中，在中央纵队过湘江最关键的12月1日凌晨5时，朱总司令直接发给陈树湘、程翠林（简称陈、程）的“万万火急”电报要求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应最坚决地作战，直至最后一个战斗员止……”而同日14时，朱总司令给陈、程的“万万火急”电报除向红34师通报敌情并指示作战方向外还明确命令：“三十四师受军委直接指挥……”到12月3日，中央纵队已全部过湘江，总后卫的红34师已处于中央军、桂军的包围之中时，朱总司令又以“万万火急”电令陈、程：“归还主力如时间上已不可能……你们必须准备在不能与主力会合时要有一时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

    从这些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革军委对红34师的高度信任和关注。正如朱总司令电报中所要求的，红34师在完成了湘江战役中掩护全军的任务后突围，尽管全师包括师长、政委的六千余红军将士壮烈牺牲，但根据记载，红34师仍有部分人员在代理参谋长王光道率领下突围后返回了湘南，与湘南红军独立大队会合，在宜昌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最终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这支英雄部队的历史使命。

    尽管这支部队的番号从此从红军组织序列中消失了，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四师”的军旗将会永远飘扬在闽西和湘江畔这片红土地上。

    2009年，湘江战役过去75周年的日子，我遵照父亲的遗愿在湘江畔为红34师牺牲的6000将士立了一块“无字碑”。碑面上，我几经反复，始终不曾找到适当的言词来祭奠他们，最后只好在基座上刻下了：

    “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 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三十四师六千闽西红军将士永垂不朽。

    2013年，湘江战役七十九年后的端午节，我终于找到了陈树湘师长失去了头颅的遗骸。

    他被当地百姓趁黑夜埋在了潇水堤岸的斜坡上，我们肃立在他的碑前，泪水止不住淌了下来……我们摆上两盆鲜花、从北京带来的红星二锅头、从闽西带来的点心，微微（我爱人张微微，闽西红军的后代）的一声“大爹爹，我们来看你了……”叫人撕心裂肺。

    湘江战役时，陈树湘任红34师师长，韩伟任100团团长。他们相识于1927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中。当时二人同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即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第3营第9连担任排长，陈树湘是二排长，韩伟是一排长，参加了三湾改编和井冈山斗争。1929年二人又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4军进军赣南闽西，并先后担负过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前委领导的警卫工作，此后二人又长期在闽西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32年，陈树湘（独立第7师）、韩伟（独立第8师）同在闽西军区担任师长，1933年3月韩伟（红55师），陈树湘（红56师）同在红19军担任师长。1933年6月红19军缩编时，韩伟（100团）、陈树湘（101团）又同在红34师担任团长。长征开始前，红34师师长彭绍辉同志调任，在由谁来接任师长一职时，二人还曾互相推让。

    陈树湘长韩伟一岁，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里，他们多少次协同作战，相互支援，他们在上级面前为自己率领的部队争任务、争荣誉，唯独不为自己争职务。在湘江战役中他们生死与共，在共同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抢渡湘江的任务后，又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在红34师（尚有五六百人）冲出敌人合围向湘南转移的危机关头，陈树湘命令韩伟率师主力继续突围，自己率101团余部百余人做最后的掩护。韩伟第一次拒绝了师长的命令。他说，“你是师长，只要你还在，这个师就在，我带100团（尚余150余人）掩护，你率领师主力赶快突围到湘南去。”

    两人相约，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对老战友就这样诀别了。

    韩伟在率部完成掩护师主力突围任务后，原本近两千人的大团仅余30多人。面对漫山的敌人，他命令战士们分散突围，自己率5人将敌人引到崖边，最后6人就从大江岭的大山上跳了下去。3人牺牲，其余3人被当地老乡救护，两人活到了全国解放。

    陈树湘在部队返回湖南后的突围作战中腹部受伤，命令师代理参谋长王光道率领部队继续突围，自己仅带两名警卫员掩护。子弹全部打光后，陈树湘落入敌手。为了邀赏，敌人用担架抬着他欲送往省城。1934年12月18日晚上，他们走到湖南道县驷马桥，夜宿祠堂。第二天清晨，敌人发现陈树湘已经死亡。原来陈师长为了不让敌人的如意算盘得逞，趁敌不备时从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敌人不甘心，又残忍地砍下了他的头送往长沙。他怒瞪双眼的头被悬于长沙城小吴门外，俯视着清水塘。

    在那里，他在毛泽东的教诲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里，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我为红34师六千将士立了碑，为陈树湘烈士塑了像，我追寻先辈们的足迹走到了潇湘水边……

    80年过去了，陈树湘大爹爹英灵九泉之下应安息了吧？陈树湘、程翠林、蔡中、王光道、苏达清、彭竹峰、梅林、吕官印……六千没有子嗣的红军将士该安息了吧？我想，我就是你们的儿子，我们就是你们的后代，我们还要把你们的信仰、把你们“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精神传给下一代。

    但仅仅如此，仅仅做了这些，几十万红军先烈的英灵，他们能安息吗？

    以史为鉴，牢记过去，珍惜今天，面向未来，我们还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奋斗。

    （作者简介：韩京京，韩伟将军之子，曾在原总参军务部、总参装备部、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任职，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