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经过严密检查，前往弹坑。周灯华 摄

　　是啊，防毒服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与“毒魔”进行着誓死的较量。在防毒服重重保护中，身体似乎与世隔绝，思维的线条却又跳跃起来。

　　1940年，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日军为扼守据点，负隅顽抗，频繁地使用化学武器，致使八路军出现大量人员中毒，其中，包括范子侠、赖际发、陈锡联、陈赓、周希汉、尹先炳等将领均不同程度受伤。

　　1941年，在宜昌战役中，日军使用山炮、野炮、迫击炮等向我抗日军队发射刺激性、糜烂性毒剂弹2500余枚，派出数十架次飞机投掷毒剂航空炸弹300余枚，造成1600余名官兵中毒伤亡。“战果辉煌”的日军甚至洋洋得意地在自己编辑的《化学战例征集》中“悟出”：“不仅挫败了敌人进攻的企图，而且从综合秘密情报及其他情报来看，可以证明使用毒气的效果是非常大的。”

　　何止这些。1937年的上海闸北，1938年的山东台儿庄，1939年的河北廊坊，1942年的冀中平原，1943年的湖南常德，1944年底的广西桂林……甚至在投降前夜，日军仍在不顾一切、疯狂地将毒弹投入战场。美国陆军根据国际新闻服务（INS）通讯社记者J.培根的证词，以及从相关结果等证据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军在认为必要时，或有利益时，肯定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毒气。”而据日军自己修订的资料统计，1937年至1945年间，日军对中国军民用毒共造成20多万人中毒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