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18 日，印度农民堵塞哈里亚纳邦的铁路

    在印度广大农民看来，改革可以，但改革的成本全部由农民来承担，无论如何不可接受。

《环球》杂志记者/张亚东（发自孟买）

　　新德里冬天的寒冷没能阻止印度农民抗议的激情。

　　从2020年11月下旬开始，成千上万的印度农民开着拖拉机、坐着马车甚或徒步，向首都新德里进发。在新德里的郊区，越来越多的印度农民在此集中，抗议政府2020年通过的三大农业改革法案。

　　几个月过去了，抗议活动仍未平息，农民与政府之间似已形成“死结”，未来改革如何推进也仍旧是个未知数。

抗议“持久战”

　　这些农民大概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自己关心的问题会得到快速解决，因此出发时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干粮、炊具、帐篷、被褥等，一应俱全。在抗议的间歇，这些农民就地生火做饭，晚上睡在拖拉机上，或者干脆蜷缩在简陋的帐篷中。

　　如此大规模的抗议，要想不擦枪走火，几乎是不可能的。为引起政府的注意，这些农民已经数次试图从不同方向进入首都新德里，占领交通要道，阻碍火车行进……在今年1月26日的印度共和国日上，他们甚至占领了印度著名政治建筑——红堡。

　　这些大动作，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与警察发生冲突。据印度媒体报道，因为道路交通事故、寒冷、冲突等方面的原因，已有数十位农民丧生。

　　但没有人因此而选择退缩，“我们不会回去，除非政府撤销改革法案。”

　　压力之下，印度政府相关部门和农民代表已进行了十几轮会谈，但都没有谈拢。2021年1月，印度政府曾表示，可以暂缓18个月实施农业改革法案，前提是农民代表必须和政府就法案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解决办法。政府的这一提议被拒绝了。农民代表提出，除非废除这三大法案，否则免谈。

　　形势僵持不下，双方似已形成“死结”。

　　首都地区的抗议行动还得到印度其他一些农业产区农民的支持。比如，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的农民分别在孟买等城市进行集会，声援新德里地区的农民抗议行动。

三大改革法案

　　这起近几年来印度最大规模的农民抗议，导火索是印度议会2020年9月通过了三大农业改革法案：《2020年农产品商贸（促进和便利）条例草案》《2020年价格保证和农业服务（赋权和保护）条例草案》和《2020基本商品（修正）法案》。

　　政府的初衷是，这三项农业改革法案将赋予农民更多的自由和选择，将成为印度农业经营自由化、市场化的催化剂，对未来的印度农村产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2020年农产品商贸（促进和便利）条例草案》允许农民将农产品出售给全国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之外的粮食贸易商。这些粮食贸易商可以是本邦的，也可以是其他邦的。地方政府不得再对农民的市场行为加以限制。

　　《2020年价格保证和农业服务（赋权和保护）条例草案》允许农民与农产品加工企业签订预售合同，按照事先约定的农产品收购价格进行订单式生产。凭借这些订单合同，农民可以顺利获得银行信贷，加大农业产业的技术投入，从而提高产量和收入。

　　《2020基本商品（修正）法案》则减少了政府对农村种植的过多干预。

　　但这三大农业改革法案也对印度原有的农业产业经营体制构成极大冲击。长期以来，为保证农民利益，印度对基本农作物实施最低收购价保护，农民也只能将粮食出售给政府建立的批发商，这一体制已运营多年。尽管印度政府已多次承诺，新的法案和最低收购价将并行实施，农民利益不会受到伤害，但农民并不相信，冲突由此产生。

长期愿景与现实矛盾

　　从印度农民角度来看，之所以发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更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这些年收入增长十分缓慢，低于国家经济整体增长水平。

　　印度总理莫迪2018年提出，印度农民收入到2022年将实现翻番。但这些年印度农民的年均收入增长连5%都不到，翻番基本无望。《环球》杂志记者此前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个农村采访了解到，该村家庭年均收入也就在10万卢比（1卢比约合0.09元人民币）上下。马哈拉施特拉邦是印度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其农民收入是如此水平，其他地区可以想见。

　　此次抗议的农民主要来自印度北方邦、哈里亚纳邦、旁遮普邦等地，这些邦农业比重大，农民收入更低，对农业经营的原有体制也更为依赖。对这些邦的农民来说，三大法案无疑已触及其基本生存，愤怒之情可想而知。

　　但站在印度政府的立场上，积极推行三大农业改革法案，既有来自财政压力的现实原因，也旨在以农业改革为突破口进一步推进印度国内改革。

　　印度政府近年实施的基本农作物最低收购价制度，已对其入不敷出的财政构成极大压力。由于疫情冲击，印度前些年实施的财政整固计划无功而返。数据显示，印度2020~2021财年（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或将飙升至9.5%，而政府此前预设的比例仅为3.5%。同时，印度财政部2021~2022财年预设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为6.8%，高出近年的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的研究指出，印度政府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2019~2020财年为72%，但在未来5年，这一数据将升至90%。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推出三大农业改革法案，是在引进市场机制的同时，为其在适当的时机撤销对农业补贴埋下伏笔。最能显示印度政府试图削减农业补贴的举措体现在其对糖出口补贴大幅下降上。2019~2020糖季，印度政府为每吨糖出口提供补贴10448卢比，总共支付补贴达626.8亿卢比。而在新的2020~2021糖季，印度政府批准的糖出口补贴计划仅为350亿卢比。

　　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出台三大农业法案，也有进一步推进改革、使印度实现5万亿美元经济体的战略意图。在“废钞令”“商品和服务税（GST）”改革之后，莫迪政府在改革上已经止步不前。世界贸易组织及穆迪等研究机构均指出，政府改革的缺失是印度这些年经济增速稳步下降的主要原因。

　　莫迪在农业改革法案通过时表示，这是印度农业产业发展的“分水岭”，对于国家向前发展是“历史性和必要的”。因此，在与农民代表谈判的过程中，政府坚持认为，可以修改三大法案，但不会取消。

　　从印度农业经营体制的角度来看，政府推出这三大农业改革也非常有必要。农业是印度最大的就业产业，但非常低效。印度超过60%的人口在农村，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还不到15%。印度长期依靠最低收购价形成的农价保护体制进一步助长了农业的低效。由于存在补贴，与周边国家相比，印度农产品性价比非常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加大改革，引进市场机制，是印度农业现代化必须要闯过的关，也是为了实现其更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因此不容退让。

　　只是在印度广大农民看来，改革可以，但改革的成本全部由农民来承担，无论如何不可接受。围绕农业改革法案的存与废，印度农民与政府的矛盾短时期内难以解决，未来如何发展有待观察。

来源：2021年3月10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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