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12 月9 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左）与欧 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欧盟总部，准备进行会

    由表及里，大变局中的英美关系，依然可用“韧性犹存”来描述。

张飚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与美国新任总统约瑟夫·拜登1月23日通电话，成为拜登就职后首名与他通话的欧洲国家领导人。英国首相府和美国白宫分别发表声明，称二人讨论一系列事务，包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停止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双方继续深化关系。

　　“原定的通话被提前了两天”，有舆论视其为给英美特殊关系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国际关系不能只看一时一地的表面现象，在新的国际棋局中，素有“特殊关系”之称的英美关系，是否已经“变味”？或将如何演变？

与前任有关的“烂摊子”

　　两个国家关系的“好坏”通常由多种因素所决定，这其中领导人之间以及政府层面的举动，会受到外界更多关注。在很多英国人眼中，从2016年年底到2020年11月，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表态和行动，给英美关系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

　　在价值观方面，特朗普上台后不久便因其“反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举动，引发英国国内的强烈不满：在伦敦出现恐怖袭击事件时，特朗普指责伦敦市长、巴基斯坦裔的萨迪克汗应对无力；随后不久又转发了英国极右翼团体“不列颠优先”发布的穆斯林团体“殴打”白人少年的虚假视频。

　　在防务方面，特朗普不顾英国试图劝服其他北约国家增加军费开支的游说活动，多次威胁称，成员国若不增加军费开支，北约就要“过气”。

　　在情报方面，特朗普任内用威胁撤走美国驻英间谍机构和中断两国之间部分情报共享的方式，施压英国放弃使用中国公司的5G设备。

　　在伊核问题上，美国单独退出伊核协议，导致以英国为代表的多国苦心推动的努力付之东流；美国政府在暗杀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之前未通知英国，致使英国成为伊朗首要报复目标之一。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单边退出《巴黎协定》，全然不顾英国希望推动气候变化议程的努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并不理会英国希望依托世卫组织抗击疫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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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诸多舆论看来，特朗普任内很少考虑英国的想法，几乎没有用协作的方式应对全球难题。换言之，美国似乎不再考虑其所谓“最紧密盟友”英国的感受和顾虑，而是用“美国第一”或“美国优先”来解决问题。

新人“治愈”能力有限论

　　接下来，拜登政府与约翰逊政府的磨合，可否扭转诸多尴尬局面、修复被部分削弱的英美特殊关系？答案在一些观察人士眼中已经相对明朗了——会有改观，但改观较为有限。

　　首先，在领导人层面，拜登和约翰逊存在“个人恩怨”。拜登曾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副总统，是奥巴马的好搭档、好伙伴，约翰逊则对奥巴马表示出明显的不喜欢，并曾对其有过涉嫌种族主义的人身攻击；拜登对特朗普表现出明显的不认同甚至不喜欢，约翰逊则对特朗普表示“着迷”，英国驻美国前大使达罗克称其是和特朗普“灵魂相契”的政治同道。

　　在美国大选期间，约翰逊长时间看好特朗普，拜登也不掩饰对约翰逊的看法，称其看起来就像是特朗普“身体和情绪的克隆体”。鉴于此，英国广播公司称，一旦拜登上台，约翰逊仍需做大量的“外交修复工作”，才能使英美关系运转良好。

　　其次，在执政党层面，英国保守党和美国民主党的政策偏好不太合拍。英国保守党和美国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属中间偏右，在对外政策上呈现强调现实利益、自身优先，淡化价值观考虑等特点。英国工党则和美国民主党比较契合，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属中间偏左，在对外政策上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强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

　　第三，英国“脱欧”加剧了英美关系僵局态势。拜登执政团队的班底大多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旧部，比如以国务卿布林肯为代表的政治人物属于“亲欧派”，支持欧洲一体化，将英国“脱欧”视为分裂欧盟的举动，认为“脱欧”彰显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危险。而约翰逊的内阁要员属于比较强硬的“疑欧派”，视“脱欧”为把英国从欧盟“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一次契机。

　　第四，一些声音认为，即使拜登政府要修复特朗普政府遗留的紧张盟友和伙伴关系，英国也不排第一位。有英国媒体称，拜登政府的重点是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国家发展关系，以及恢复被特朗普政府破坏的美欧关系。美国《华尔街日报》直言，由于英国“脱欧”后从欧盟分离出去，因此重要性下降，英美关系“有点没那么特殊了”。

英美特殊关系韧性犹存

　　由表及里，在很多人看来，大变局中的英美关系，依然可用“韧性犹存”来描述。与上述“不太乐观”的四点相对应，秉持这一观点的人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一是拜登和约翰逊的“个人恩怨”似乎被一些声音夸大了。比如，约翰逊当时之所以强烈批评奥巴马的“肯尼亚祖先”论，主要是因为奥巴马（受到当时“留欧派”领袖、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影响）站出来旗帜鲜明反对英国“脱欧”，约翰逊认为其过度干涉了英国的自主选择，而非对奥巴马的“人身攻击”。约翰逊对特朗普表现出来的“着迷”，似乎更像是逢场作戏，迫于英国首相的位置，不得不“讨好”身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并非其真实态度。

　　二是美国民主党和英国保守党的政策偏好，不能完全决定两国的对外政策走向。比如在英国的政治体制中，执政党的不同派别、在野党、议会委员会、智库和媒体等都可能会对现任政府施加影响，目前这些团体大都表达了要求保守党推动英美关系的诉求。如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在美国《时代》杂志发表文章称，“如果拜登要重建国际秩序，他将会需要一个像英国这样的朋友”；现任英国工党领袖斯塔默在英国《卫报》发表文章，题为“拜登会将美国重新带回世界舞台，英国必须和他站在一起”；等等。

　　三是“脱欧”虽然不利于强化拜登团队和约翰逊内阁的关系，但其他一些议题会形成互补，渐渐拉近英美之间的距离。如气候变化议题，约翰逊计划将今年在格拉斯哥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变为英国的“主场外交”，使英国成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领头羊，这显然与拜登政府的相关基调是吻合的；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二者目前有共同优先项；等等。

　　四是美国虽然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更需要欧盟或亚太国家，但在不少问题上也非常需要英国这个“最亲密的盟友”。如防务、情报领域，在美国盟友群中，英国仍具有欧盟或亚太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防务层面，英国已和美国在军事行动、日常演习、互操性、共同研发等方面配合多年。在南海，英国海军近年来常常参与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航行行动”，积极配合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巡航计划。

　　在情报领域，英国的政府通信总部（GCHQ），特别是其下属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仍是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不可或缺的伙伴。一旦发生诸如网络攻击、恶意软件感染等问题，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仍会首先和英国的政府通信总部沟通，一起商讨对策。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来源：2021年2月2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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