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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钧德 訾红旗
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推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大部分地方农民负担明显减轻，过去那种直接增项加码、硬性摊派的事情少了，但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个别地方甚至转移加重农民负担，值得高度警惕。
乱收费由农业税费向行业税费转移。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种多少地，该交多少税款，纳税通知书上写得一清二楚，一些部门没有办法糊弄，便变换手法摊派任务。在河南省台前县清水河乡，不管村里有多少机动车，也不管你的车是耕地种庄稼还是跑运输，乡政府都要代收车船税。有的村干部为了省事，干脆按人头平摊。据记者调查，现在农村常见的收费有二三十项，大都有行业法规支撑。用农民的话说：“在自家院里砌个猪圈都有人来收费”，有的还要交巨额保证金。有些上级政府早已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在农村仍然照收不误。如建房，在湖北省罗田县河铺镇，农民除了要交管理费、工本费、登记费等早已取消的费用，还要交什么“空间占用税”。谁不按时交纳，有关部门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乱收费的对象由大人向孩子转移。如果说税费改革前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费用的主要承担者是农民，那么，税费改革之后教育费用就落在了政府身上。然而，有些地方利用目前改革的转轨期，想方设法在孩子身上打主意。湖北省监利县柘木乡石桥中学秋季开学时，一名初中生的报名费竟要５０５元，包括杂费、课本费、计算机上机费、体检费、防疫费、住宿费、自行车停放费、统筹费、搭伙费９项，远远超过上级规定的标准。国家计委的一项调查表明，自前年各地成立价格举报中心以来，教育乱收费一直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热点问题。一些学校为了应付检查，开学时收的学杂费并不多，但学期中间三块五块、十块八块，几乎每星期都要交钱。在个别地方，每学期老师都要求上课用的桌椅“统一规格”，有的孩子小学没毕业，桌椅就买了好几套。为了让孩子多上几年学，不少家长靠借贷交费。借不到钱的家庭只好让孩子辍学。
由直接要钱要物向强迫提供服务转移。一些地方基层政府打着“有偿服务”的旗号，把经济行为变成行政行为，让农民为政绩工程买单。中部地区某县实行税费改革以后，不敢再让农民集资修路，就在拆迁补偿上打主意。不论农民房屋好坏、价值多少，一律按每间３00元补偿。一位被迫拆掉三间平房的农民偷偷告诉记者，他盖房时花了将近一万块钱，补偿给他的1000块钱不要说盖新房，连划宅基地都不够。实行税费改革后，他家每年减负200多元，而这次扒房的损失，至少得40年才能补齐。有的地方打着“富民”的旗号，强迫农民购买种子包衣剂、秸秆速腐剂，推销麦种豆种玉米种子，统一购买退耕的树苗。有的地方不按规定使用农民义务工，花钱雇人或用机械栽树、挖河、修路，然后向农民收取“两工”集资，还美其名曰“提高劳动效率”。
记者调查发现，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的农民负担反弹新动向，主要原因是相关配套措施没有跟上，一些地方的改革方案捆住了当地政府收钱的手，却没有管住职能部门吃饭的嘴，责权不清、机构臃肿的老问题还在作祟。农村税费改革，不单是负担数额的增减，而是农村各种利益关系的大调整。要真正实现“三个确保”，除扎扎实实地推进各项配套改革，从各方面堵住漏洞，还要进一步明确政府责权，尽快转变政府职能，降低基层组织运行成本，以确保农村税费改革预期目标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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