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关于我国贫富问题的基尼系数引人关注。当然，用朱镕基总理当时的话说，我国才0.39，离警戒线还有一定的距离。但由此引发开来的先富与后富问题以及先富起来的人们的身份等相关问题，却再度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江泽民同志在刚刚闭幕的十六大上所作的报告，对“先富”与“后富”问题作了新的阐述。这对不同阶层——尤其是先富起来的人们，把握党和国家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稳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从“鼓励”到“保护” 

报告说，“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都是”“建设者”的这种表述，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过自己贡献的社会各阶层人员，从身份上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明确定位。 

对于先富进来的人们，其经济能力和政治上先进与否的关系，报告说，“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这就为人们——尤其是后富的人们，如何判断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先富起来的那一阶层，提供了判断的标准和工具。这对于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磨合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协作，保持社会稳定，其意义深远而重大。 

邓小平同志曾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坚持把“鼓励一部分地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让“先富带动后富”作为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必由之路”）。只要是合法的收入，就应该对此予以承认，就应该允许人家先富起来。而让全社会人民走向共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从“鼓励”到“保护”，既反映了这一部分人从“鼓励”时的“不富”到“保护”时的已经“先富”的历史进程，也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对他们态度的一贯与进步。 

从“带动”到“关心” 

对于能够先富起来的人们，党和国家领导给予了鼓励和支持；对于后富起来的人们，党和国家领导也同样没有视而不见。 

小平同志提出，“鼓励一部分地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让“先富带动后富”。这就从战略高度上，对后富如何也能够富起来作出了部署。随后的历史实践证明，这种办法是可行的，并且已经取得了可观成效。不过，小平同志的这一提法本身，即让“先富带动后富”，却没有显出党和政府在这一活动中的作为和主动姿态。 

对此，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或者说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与后富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和实践施行上的逻辑先后。由于逻辑前件尚未具备，与此相关的许多问题都来不及细加研究。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里，除了明确提出要“保护”“先富起来的人们的发展活力”外，还进一步提出：“更是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以及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特别要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和改善生活条件，使他们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这段表述，不但详实地阐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对先富者的重视，更是表明了党和国家领导对 “后富”者——尤其是当前的困难群众的体恤与关心。 

从邓小平同志的让先富人们来“带动”，到十六大报告里的“重视和关心”，这一发展变化，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对后富人们的关心，党和国家领导没有忘记后富的人们。更是点明了党和国家领导在这一活动当中的态度和作为方向。 

“要”与“更要” 

对于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尤其是“先富”人们与“后富”人们的关系问题，“要”和“更要”是我们不能轻易放过的一组措辞。 

对于已经富裕起来的人们——先富的人们，我们只要充分鼓励，不束缚其手脚，保护其合法利益，给他们创造宽松、有利的环境，他们就可以发展得更好。对于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们——后富的人们，党和国家领导对他们更要关心。二者的轻重缓急，无论从文字表述的多少和具体措施的详细程度，还是从“要”与“更要”的措辞本身，都已经一目了然。 

当然，接下来的就是具体落实的问题。可以想象，这是今后相当长时期以内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之一。处理好了“先富”与“后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处理好了社会的稳定。因而从这个角度说，十六大报告关于“先富”与“后富”的阐述，正是高擎着一面社会稳定的大旗。（李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