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任何一项规章的颁行，都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这其中涉及公众的利益。毫无疑问，南宁作为广西自治区首府，提出“禁摩”，当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其实，无论慎重程度还是决策水平，政府信用贯穿始终。那么，南宁“禁摩”为何频添“波澜”？

首先，政策出台是否仓促至为关键。南宁“禁摩”从宣布再到执行，前后不过6个月时间，市民特别是非南宁市籍号牌摩托车的拥有者心理“预期”不足。既然“禁摩”的对象没有南宁户口，流动性强，政府当初似应算好让流动人员接受新政策的“时间差”。

不管哪一级政府推行一项新政策，都要经过充分的调研和论证。“拍脑袋”决策已远远不适应一个透明、高效的政府，因此，政府信用也打了折扣。

其次，“禁摩”政策的执行力度涉及管理水平。据报道，1995年，南宁市政府为了“限摩”，每辆摩托车按不同的排气量收取5000元至1.2万元入户费。而1998年，该市取消了入户费，以致抢购成风。一来二去，政策只能形同虚设。那么，政府承诺何在？信用何在？

政府信用是否缺失，是衡量公共道德水准的重要尺度。摩托车在城里行使的负面作用并不是因为数量的多少才发现的。涉及数十万公众，也来个政策上的收放自如，极容易使公众对这项政策的制定实施者——政府，打个问号。

要建立信用经济、信用政治和信用社会，政府带头讲信用，举足轻重。“一诺千金”，“令必行，行必果”的好处于政府亦然。也许，南宁“禁摩”会得出两种结论：一是在今年晚些时候或明年适当时间宣布全面“禁摩”（包括拥有南宁市籍的摩托车也不让行使）；二是这次政策的执行条件还会有所松动。毕竟，拥有130万人口的南宁市，平均2. 6人有一辆摩托车，为全国之冠。

“禁摩”，曾使一些地方的政府面临两难选择。比如在泉城济南，城市管理的难度再大也未提出“禁摩”，因为摩托车是山东省的支柱产业。而像南宁和一些准备下决心“禁摩”的城市，尤其要注重效应问题。

从实践来看，政府信用的建立与勤政务实的作风关联度很高，打造信用政府，是廉政勤政的重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信用缺失也表现为政府效率缺失。反过来，一件好事，只要真心诚意去做了，即使一时达不到预期效果，老百姓也会理解的。这一点，对于政府推行一项新的公共政策尤为重要。（王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