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上我是晚辈，闻道较晚，根底很浅，创造性不强。1966年高中毕业后，曾下乡当知青，又当工人，在12年里较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社会的草根底层，也读了一点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书与当时出版的欧洲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书。虽然在中学时代就爱好哲学，但没有机缘接受正规教育。1978年我31岁时终于圆了大学梦，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读本科提前毕业后又考上硕士研究生。从本科生开始便自觉定位于中国哲学，师从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教授等，做人、治学受萧老师等前辈学者的影响，坚持实践老师提出的“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的20字方针。学术研究方面，从熊十力与现代新儒学做起，在研究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精神文化之方向，在中国哲学的研究方面抓住两头，一是先秦，一是现代。

    大体上，我早年曾简单化地批判儒学与传统文化，中年后转到同情地理解与绍述的立场。从1985年至1990年，我评析了当年诸名家的文化观，阐发了业师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又从人类学与文化哲学的不同维度讨论文化问题，倡导文化多元，研究文化变迁中的涵化与整合以及文化类型学，尤其对“传统”作出疏导，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文化的诠释与评价问题作了细致的分析。1990年以后，我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大的转折，对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学的正视与开掘更为自觉。这根本上缘于对现实问题的反思。

    我主张努力确立中华民族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同时主张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必要的张力，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范畴的束缚，实现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发展，构建学科的主体性。在方法论方面，我强调内在式批判，继承性创新，不是强势地而是软性地诠释，重视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同情地理解，理性地批导，肯定并总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的转移。

    通过对中国哲学的“道”、“气”、“阴阳”、“五行”等“基元概念”及儒释道诸家哲学路数的分析，从根源上揭示中国哲学的要义与特征，我认为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实体主义；其宇宙论是生成论，主流是生机主义，将世界视为连续性的创进不息的过程；注重天地人物我之间、身心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在天人性命、形上形下、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没有鸿沟；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哲学具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与异于西方的认识理论和哲学智慧。中国哲学、传统形上学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创化日新、生生不已；二是相依相待、整体和谐；三是事实与价值的联系、语言与超语言的贯通。以中国哲学自身内在逻辑发展及其与外来哲学的交融为背景，我提出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四分期说：先秦为创立期，汉至唐代为扩大期，宋至清代为融会期，清末民初至今为潜藏期，以四期说架构中国哲学史。

    我从儒释道各家的核心范畴、精神价值与运思风格等方面，对中国人的终极归属、政治观、伦理观、人生修养论的现代意义等作了一定的研究。重点阐发了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据及其包含的中国古代社会正义论的思想内涵与特色，儒家德性伦理的深刻意义，认定儒学是具有宗教性品格的精神形态、人文学说，指出“亲亲互隐”观念、亲属容隐制度在古代与现代的意义，惟有合乎人情、顺乎人心的法律规定才能真正保护并捍卫人民自身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