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我国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的经验教训很多，初步归纳起来有以下十条。

    第一，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从全局出发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实践证明，毛主席把工农业关系放在十大关系的第一位，是完全合乎客观规律的。我们对于十大关系，特别是工农业并举、以农业为基础的理论，在认识上是逐渐深刻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不以农业为基础是不行的。决定工业发展的，首先是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食供给非农业人口吃饭，能够提供多少工业原料，能够提供多少劳动力，以及有多少购买力购买工业品。这些，都是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第一位的要素。我们过去搞工业，往往只从工业本身着想，而不首先从农业着想，因此就不能真正认识和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甚至违反这一方针，如从农村抽调过多的劳动力，缺乏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思想等等。

    以农业为基础，必须同以工业为主导结合起来。有了工业，首先可以帮助农业实行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发展。农业发展了，又可以促进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十大关系中的轻重工业关系，也是必须经常注意的，特别是在农业歉收、轻工业减产、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更要注意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不能只顾重工业，不顾轻工业。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把明年的轻工业生产安排好，做到在努力增加生产和控制购买力的条件下，适当满足市场需要。

    十大关系的其他方面，也有许多新的内容和经验值得研究。如沿海和内地的关系，如何适合在今后七年内以大区为单位建成不同水平、各具特点的经济体系的要求，是一个值得好好研究的问题。又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从一九五八年各级企业的管理权力层层下放以来，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从三年实践来看，专、县、社的权力放得过火了一些，有些地方两头抓：一手抓下边，搞一平二调；一手抓上边，共国家的产。因此，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否也应该有所调整，把权力适当集中在省（市、自治区）、中央局和中央这三级。再如，经济建设和国防、行政的关系，我们的国防建设必须立足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一定时期压缩国防、行政费用，正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我们降低了国防、行政开支的比重，增加了经济建设投资，是完全必要的。行政费用比重的降低是好的，可以少产生官僚主义，今后还要降低，但是，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要搞新技术，要加强国防建设。因此，今后几年国防建设投资和国防费用要有所增加。

    所谓十大关系、两条腿走路，实质上是一个全面观点的问题。从全面出发，有重点地安排，关系就摆得好；从局部出发，关系就摆不好。用全面观点看问题、部署工作，对我们来说也有个反复实践逐步认识的过程。以大办把铁为例，我们有些干部的认识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九五八年开始时，主要搞高炉、转炉，只注意中间突破；到去年，认识到单搞高炉、转炉不行，还要搞矿山、选矿、烧结、轧钢，即解决钢铁工业内部上下左右配合的问题；后来又进一步懂得了要搞钢铁，就要搞煤炭和运输，解决钢铁工业外部有关的左邻右舍的问题；现在再进一步懂得了搞钢铁，还必须注意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特别是同农业的关系，看是否挤了农业的劳动力，是否挤了轻工业和其它重工业，是否挤了国民经济其他方面。这是一个从点到面的认识过程，也是我们的思想从局部到比较全局、从片面到比较全面的提高过程。其它各行各业也都有这种情况和这种体会。

    第二，为了解决工业和农业这个最根本的比例关系问题，为了使农业很快地赶上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现阶段，在农村首先必须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党中央确定，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七年不变，按劳分配制度至少二十年不变，这是一个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极重要的指示，对巩固人民公社、发展农业生产有决定的意义。我们做计划工作、工业工作的同志，对农村的情况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的执行情况往往不甚了了，这是一种片面性。要做好计划工作，应该首先了解农业和党对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从各方面把农业安排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计划应该是国民经济计划的基础。过去计划机关常常较多地注意工业，而忽视农业，这是完全错误的。

    第三，认真节约和全面安排劳动力，这是发展工农业生产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一个经济规律的问题。劳动力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对此我们过去体会不深，不了解浪费劳动力就是浪费生产力。我们过去讲节约，往往偏重于物力和财力的节约，不了解首先应该是人力的节约，这也是一种片面性。有些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和建设单位，过多地使用劳动力，过早地准备劳动力、准备技术力量，实际上是浪费劳动力和人才。

    过去，各级计委只管职工计划，劳动部门也只管国家支付工资的职工，不管全社会的劳动力，因此只能片面地进行安排，结果不是挤了这边，就是影响那边。全面安排劳动力，应该首先保证生产的需要，其次保证生产性基本建设的需要，第三是服务性行业的需要，第四才是非生产性建设的需要。过去，很多部门都全面铺开，各行其是，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结果大大浪费了劳动力，使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也感到劳动力不够用。

    过去，对职工和农民的劳动时间全面安排不够，生产达不到指标就加班加点。文教、卫生、体育以及青年团等部门也都存在着各自向下压任务的问题，由于任务重，也就无法贯彻执行党中央历来强调的劳逸结合和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政策。需要指出的是，今冬明春，尤其是灾区，要切实注意休养生息和防治疾病。这是保护劳动力的问题，也是一个群众观点的问题。

    第四，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全面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三年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高速度和有计划按比例是辩证的统一，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规律。要使计划符合这个规律，必须既注意高速度，又注意按比例。如果把比例关系看作一成不变，不正确地看待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关系，而实行消极平衡，致使发展速度过低，是不对的。但是，各个方面、各个战线如果都齐头并进，都要大发展，以至抓不住重点，这就要违背这个规律。要使计划符合高速度、按比例相统一的规律，就必须实行全国一盘棋、上下内外一本帐，尽可能把一切应该办、可能办的事情纳入计划，分别轻重缓急地去办。各方面的积极性、各地方和各部门的机动性，都要放在计划之内考虑，特别，是基本建设计划不搞层层加码，以避免计划外的东西冲击国家计划。这就必须提高计划水平，把十大关系的精神反映到计划中来，把大家的积极性体现在计划当中，然后发动大家鼓足干劲超额完成计划。应该看到，积极性不同计划性相结合，就要相互抵消力量，就要产生自发性、盲目性，或形成半计划性、半盲目性的状态。当然，我们强调计划性，并不是又回到统得过多过死的老路。要使计划符合高速度、按比例相统一的规律，还必须全面安排，综合平衡。把各方面部安排妥当，要算细帐，要把措施落实，使计划指标符合当前实际需要的比例关系，符合国民经济各部门必然的内在联系。

    计划指标必须留有余地，藏一手，缩小缺口。这样，我们才能争取主动，才能真正动员大家的积极性和革命干劲。要争取主动，必须有重点地全面安排，留有余地。过去我们的缺点就是什么都满打满算，不但不留余地，而且层层加码，搞得太多太紧太散，结果陷于被动。所谓缩小缺口，第一要全面安排，综合平衡；第二要根据条件可能，基本上过得去；第三要有积极可靠的缩小缺口的措施。

    任何生产、建设指标的制定，必须老老实实、脚踏实地，至少都要考虑以下一些方面，即：原料，材料，设备和配套，维修和配件，进口可能，运输，劳动力，技术力量，布局，投资可能。

    编制计划，要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相结合，而且要各“口”全面结合，采取大家搞计划、全党搞计划的办法。

    第五，基本建设必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必须把材料、设备、人力都用在刀刃上，保证重点。这里所说的保证重点，既不是只保证大型项目，也不是只孤立地保证一个项目，而要包括与之相联系的一套。如搞钢，必须注意煤、铁、矿、运。

    安排基本建设，必须同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保证当前生产的需要。比如我们大办水利，成绩是很大的，毛病就出在搞得多了一些，把农村的劳动力和物资过早、过多地用在基本建设方面，用在扩大积累方面，这就妨碍了当前的农业生产。为了首先保证当前生产的需要，基本建设项目的安排必须充分考虑到现有能力的状况，要针对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和不平衡状况进行填平补齐，以便缩小缺口，提高综合生产能力。

    基本建设必须更好地执行大中小相结合、以中小为主的方针，继续反对贪大贪洋的思想。以中小为主，建设快，投资少，不仅有战略意义，而且有战术意义。以中小为主，当然并不是说可以不根据条件无限度地发展中小企业。在劳动力和物资紧张的条件下，小土群、小洋群的发展也要适当控制。明年小洋群要进行技术改造，但要有重点地首先改造那些条件好、有前途的厂子。对于辅助项目，凡有助于发挥现有企业和新建人中型企业生产能力的，也要注意保证。

    总的说来，实现全国一盘棋，中心问题是基本建设的统一安排。只要基本建设项目纳入计划，大家照计划办事，其他一切都好办了。

    第六，工业生产首先必须充分注意产品的质量和品种。三年跃进主要是数量跃进，有些产品质量下降，品种没有赶上去。今后两三年内，我们必须在数量的增长中，特别注意提高质量和增加品种，而且必须以提高质量为中心来安排生产。提高了质量，就有利于增加数量，有利于增加品种。不仅工业生产，其它各行各业都有质量问题，都必须注意提高质量。没有质量就没有品种，就没有新技术。因此，工业生产必须贯彻“质量第一”的方针。

    其次，必须重视设备的维修和配套。当然，我们强调维修和配套，并不是说可以忽视主要设备的生产，可以只顾目前而不顾将来。如果那样，也是不对的。在生产、建设中，既应该首先考虑当前的需要，又要考虑到以后的需要。

    我们要有重点按比例地安排生产，不能你挤我，我挤你。安排好了，就要各尽其责，保证计划的实现。这就是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第七，要进一步合理地改进管理体制。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实行了巨大的改革，总的方向是正确的。现在注意总结经验，对某些方面做必要的调整。总的要求是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统一，把权力适当集中到省（市、自治区）、中央局和中央。

    地方企业应该主要由省市领导。那些比较小的、原料就地供应、产品就地销售的企业，由县、社领导。中央部对地方企业主要是检查督促、技术指导和组织经验交流。

    中央直属企业，主要是少数重要企业，行政领导权、生产指挥权应该归中央部；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应该归地方党委领导。这些企业的生产和劳动力、技术人员、设备、材料、资金的安排，应该归中央部；省市可以进行必要的调剂，但是需要事先得到中央部的同意。在生产能力有余和地方又有原料、材料的情况下，省市可以给中央直属企北安排一些生产任务，但不能挤国家计划，不能只派任务不给原料、材料。物资供应要进一步统一，在统一指挥下实行分级管理。生产资料要逐步归物资部门统一管理，由块块统一调整。在实行这种新的办法时，要注意步骤和分寸，不要回到统得过死的老路，而损伤地方、部门、企业的正当积极性。

    为了限制计划外的不正当的活动，企业利润提成要适当减少。提成的利润首先要保证技术措施、新产品试制、劳动保护、零星固定资产购置等四项费用，要订出使用计划，中央企业由部批准，地方企业由省市批准。各省市、各部抽调企业利润，必须规定个比例，并且要有使用计划。同时，厂长基金、部长基金要减少，并规定使用范围。

    第八，必须合理布局。过去讲布局，通常只是指工业的布局。三年来的经验证明，单讲工业布局是不够的，不全面的。布局应该以工业为中心，包括农业，包括整个国民经济。应该在建成全国经济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建成各大区不同水平、各具特点的经济体系。

    各大区建立工业体系，首先要解决农业问题。不是有了工业再去搞农业，而是先发展农业，为工业的发展建立基础。搞农业，也不能要求一下子就搞起来，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订出三年、五年、七年的农业发展规划，报告中央。有些重灾区，农业生产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恢复过来，不应给予过重的工业发展任务。

    现在有些地方的工业布局值得好好研究。如有的钢铁厂，既不靠近煤矿，又不靠近铁矿，这样的企业以后不要再搞。大城市，大企业也不要再有大的发展。像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就不应该再扩大炼钢能力，否则运输受不了，从全局看，鞍钢也不应该再打扩大规模的主意。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厂，必须就原料产地，不能都摆在城市，规模也不能过大。

    第九，必须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要注意政治教育和物质利益相结合，政治教育和按劳分配相结合，两者不可偏废，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我们必须经常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反对过分讲求物质利益，教育人民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但是，领导干部决不能丝毫忽视群众生活的安排。有些干部不关心群众生活这种不良作风必须纠正。从国家计划来说，除了安排好农业和重工业、交通以外，还必须把市场和轻工业生产安排好。我们应该在保证居民消费逐步增加、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前提下，扩大积累。如果人民生活降低，或不能提高，就要少积累。如重灾区，现在不是积累问题，而是生产救灾问题，是休养生息问题。

    第十，坚持群众路线，发展群众运动。我们五年来取得伟大成绩，主要是由于坚决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我们在胜利的时候，决不能离开群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必须依靠群众，同群众一道想办法。离开了群众就束手无策，依靠了群众就会到处是办法，这是一条真理。

    从上述经验中，要特别注意：一是要把科学精神和革命热情结合起来，把科学分析和革命干劲结合起来，也就是列宁所说的严格的科学性和高度的革命性相结合。革命热情、革命气概、革命意志、革命精神，这是首要的，是一个革命者所必须具有的品质。但单有这些还不够，还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从客观实际出发进行科学分析。这一点，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还缺乏以严肃的科学性来对待我们的工作，对待我们的计划。这就表明我们思想上还有片面性。我们要懂得，只有科学分析，没有革命热情，容易犯右的错误。相反，只有革命热情，不注意科学分析，就容易犯“左”的错误。经济工作要求愈做愈细，就愈要注意严肃的科学性。二是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这三年来，我们在工作中，有战略上藐视困难的革命气概。但是在战术上，对于克服一个一个的具体困难，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就重视得还不够，这也是一种片面性。我们工作中发生的毛病，许多是同这种思想状态有关的。拿计划来说，有的指标定得偏高，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对具体困难估计不足，对具体解决问题重视不够。我们应当懂得，只有战术上重视困难，没有战略上藐视困难的精神，容易犯右的错误。相反，只是战略上藐视困难，不在战术上重视困难，盲目乐观，大而化之，就要犯“左”的错误。三是要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起来，事物是不断发展的，要不断革命。我们事业的发展，要靠不断革命，不能停滞不前。但是要有阶段，要有一定时期的相对稳定性，要在一定时期完成一定的任务。这两年，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头脑中，不断革命论是有了。但是，对于革命的阶段性，对于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两者相结合，还认识不深刻。比如对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的政策，所以贯彻执行得不好，从思想上说，就是由于对这一点认识不深刻。四是要把高速度和有计划按比例统一起来，过去我们重视高速度，这是对的。但是对于全面安排，综合平衡的工作做得不够，从全局出发来考虑和安排各种比例关系，首先是工农业的关系，建设和生活的关系，注意得不够。今后如何增强经济活动的计划性，是所有计划工作人员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 这是李富春在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报告的部分内容。

    根据《李富春选集》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