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七”事件爆发后，国民党因为要应付抗战，它的内外政策有过很大的改变。但是由于它要维持以为地主大资产阶级为首的一党统治，它的抗建政策都是两面性的，服从于它的抗建政策的宣传政策，也是两面性的，这政治上和宣传上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抗战，他方面随时进行投降阴谋；一方面联共，另方面随时进行反共活动；一方面要求精诚团结，他方面强行绝对统一；一方面要求民众参战，他方面强行统制民众；一方面高唱精神动员，另方面厉行思想统制；一方顶强调三民主义，他方面修正三民主义；一方面强调文化教育，他方面厉行复古主义。诸如此类，不服枚举。

    为了贯彻这种两面性政策，国民党更采用各样各色的两面性的和虚伪的宣传战术，这就是在进步的东西（比抗战前）中夹着反动的东西，以冠冕堂皇的辞句，掩盖着反革命的实质；对自己则隐恶扬善，无理说应有理，坏的说成好的；对别人则隐善扬恶，有理说成无理，好的说成坏的；对老百姓及落后分子，则欺骗蒙蔽；对我党及进步人士，则造谣污蔑，并实行“以理论对理论”、“以政治对政治”、“以文化对文化”、“以量胜质”的战术，尤其是利用它的统治地位厉行思想统制、物质统制、检查统制，并滥用“法令”、“军纪”等作武器，来转制军民的口舌与抗议。尤其重庆时期以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更为变本加厉。我们必须展开对国民党的宣传战，以正全国人民的视听。

    （二）对国民党展开宣传战的总方针，是多方揭破其反动宣传，更加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更加提高人民的觉悟程度，更加争取广大的同盟军，以便坚持抗战到底，达到抗战与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共和国。[1]为此，我党进行宣传战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坚持抗日第一与抗战到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新民主主义政治，坚持真正三民主义与总理遗嘱，并多方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罪行，及其违反三民主义与总理遗嘱的言论行为，以推动国民党进步分子，争取其中间分子，孤立其反动分子。又一方面，争取社会的广大同情者和同盟军，来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反对其反动的复古主义和一党专制主义，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思想、信仰、言论、研究、创作、出版、教育之自由，要赞助广大中间分子自由主义立场，要同情被压迫、被排斥的地方势力。

    （三），对于国民党的抗战方面和合理方面的宣传，我们应出以拥护和赞助的态度，但估计它在这方面的两面性、不彻底性（反动的宣传）、虚伪性（掩盖着反动的实质）、局限性（地方的、时间的与问题的局限性），不可笼统地、抽象地、一般地去拥护，而应分别对待之：

    1．只拥护它的真实进步和真实合理的东西。

    2．批评它的不彻底性，揭露它的两面性、虚伪性、冲破它的局限性。因为有推进它的进步合理的作用，所以在采用正面的直接的方式有利时，即采用正面的直接的方式，否则采用迂回的侧面的方式。

    3．利用它的进步即合理的一而，以打击它的反动的错误的一面。“以子之矛，次子之盾”这个战术，在对国民党进行宣传战时，需要灵活的使用。

    4．把它的进步的和合理的宣传，变成群众性的鼓动，造成“支票兑现”运动。

    （四）在反对国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一般反动宣传时，我们应以马列主义批评其反动理论，以真正三民主义和总理遗嘱对抗其修正三民主义，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对抗其复古主义文化，以三大政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解释的和我党所实行的）击破其反动政策。

    （五）国民党不敢正视现实（由于它自已阶级的没落性），所以在它要表扬自己打击别人时，它就尽量搬出世界上一切没落阶级所惯用的宣传武器，这就是虚伪、夸大、造谣、掩饰。为要击破它的这种宣传，应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和真正科学的立场，我们宣传鼓动中某些夸张的东西是不必要的。

    （六）在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时，应注意以下原则：

    1．以科学立场，解释共产主义和中共适合中国国情之需要。

    2．以客观事实证明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合法地位（合于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合于总理遗嘱，合于抗战建国纲领）。

    3.以真凭实据粉碎其造谣诬蔑，以公开揭露对付其秘密宣传。

    4．在反对一般的反共宣传中，应当遵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需要以说理明事的态度，去贯彻义正辞严的立场，以便争取社会的尤其是中间分子的同情。

    5.但对于顽强的、有影响的反共对手（人或言论），则应向之进行系统的斗争，直到他全军覆没，哑口无言为止。

    （七）要同国民党展开全面的（国民党已开始这样做）、进攻的（国民党方面一般是防御的)宣传战。这就是说，要从理论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文艺的（今天以前我们在这方面多多少少做了些工作〉，以至教育的、经济的、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这些方面至今我们做的很少），各方面都建立和巩固我们的作战阵地。要做到这个地步，就要我们有计划的培养和调节各方面的干部（国民党在这方面有极大的困难和弱点），有系统地加深他们伪专门研究。

    （八）在瓦解反动宣传方面，不但应当从外面来击破它，还应当乘隙打入国民党的各种宣传堡垒里面去瓦解它，尤其要善于利用其内部矛盾而各个击破之。在反对反动宣传和扩大进步宣传方面，应当同时使用合法战与非法战，应当动员外围军和中间力量，并利用外国宣传机关。为要胜利地使用这些战术，就需要我们灵活地、正确地执行宣传战方面的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建立、扩大和巩固外围力量与中间力量，善于处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务求长期的保护宣传战方面的内线工作、外围力量与中间力量。

    （九）在国民党区域的出版发行工作（党的和同情者的），要以精干政策战胜国民党的量胜政策，以分散政策抵抗其统制政策，以隐蔽政策对抗其摧残政策。因此，需要改变和改善宣传战方面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出版发行工作。

    （一０）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要能战胜国民党反动宣传，就必须一方面熟悉我党政策、口号及其实际，熟悉我党和我党领袖人物的言论、文献（国民党中有些颇注意研究我们这方面），又一方面熟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历史，熟悉其文献、政府法令，熟悉其内部派别、领袖人物及言论（国民党颇有一部分人善于引经据典）。但要做到这地步，就必须纠正党内（同样宣传工作干部中）相当普遍的轻视或忽视研究国民党的观点。

    （一一）要战胜国民党反动宣传，就必须努力（尤其是宣传工作干部）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努力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真正在我们宣传战上做到使“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真正使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洋八股休息退位。但我们宣传工作还远没有做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

    根据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六大以来》刊印

    注 释[1]另一档案抄件此处为“达到抗战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胜利”。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

    这一次的反共高潮，正如三月十八日中央的指示所说，是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在国际国内的新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局面。在这个新环境中所增加的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国际革命运动的高涨，苏日的中立条约〔1〕，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再加上最近日本准备新的对华大举进攻。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并继续有效地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和反共逆流起见，研究和学习我党在英勇地胜利地反对这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一）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极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⑵和马日事变〔3〕。上次反共高潮⑷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二）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⑸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⑹，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三）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⑺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四）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⑻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而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我们同志中却有许多人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⑼，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五）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这些同志在皖南事变后，从其“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估计出发，似乎感觉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的原则指示⑽，已不适用，或不大适用了。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已不是包含一切主张抗日和民主的人们的政权，而只是所谓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已不是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像过去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了。党的正确的政策，在这些同志的心目中，至少是暂时地模糊起来了。

    （六）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

    （七）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在皖南事变后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育以外的阶级教育。他们至今还不明白：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使是伪军、汉奸和亲日派分子，除对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必须采取坚决的打倒政策外，对其余的分子也是这种两面性的政策。我党对党内对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这两方面性质的教育，就是教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如何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联合抗日，又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八）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有些人以为只有实行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注 释 〔1〕指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的中立条约。 〔2〕四一二事变，是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事变。在这次事变中，蒋介石残酷地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就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随后发动了历时十年之久的内战。 〔3〕见本书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注〔20〕。 〔4〕指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Ｏ年春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参见本卷《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注〔5〕。 〔5〕见本卷《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注〔2〕。 〔6〕这是宋朝的著名学者、理学家朱熹（一一三Ｏ--二ＯＯ）在《中庸》第十三章注文中所说的话。 〔7〕参见本卷《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的题解。 〔8〕《佳电》是中共中央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一九四Ｏ年十一月九日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这个电报，揭发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驳斥了何、白强迫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的荒谬命令；同时，为了照顾团结抗日的大局，委曲求全，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并且进一步要求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重要悬案。这个电报，曾经取得当时中间派的同情，孤立了蒋介石。 〔9〕毛泽东这个说法，是指领导革命的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和反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都只占少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参见本书第三卷《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10〕见本卷《论政策》。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