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之声明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上，宣读了下述的宣言：

    （一）中国共产党及时的预见到：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会限制于仅仅侵占东北四省，而是并吞全中国。为了团结一切民族力量以保卫祖国起见，中共从自已方面尽了一切可能去结束十年来的内战，以取得对于国民党的友好的合作。这一努力，对于国民党也发生了影响，在西安事变中尤其是如此。因为在西安事变中，中共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而打破了日本走卒所准备的卑污的谋害蒋介石以挑拨中国新的内战之行为。从此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就开始接近，以后就进到了合作。

    （二）日本法西斯军阀，于一九三七年秋开始侵夺中国北部，及东南部的广大的领土，他们希望得到迅速的、容易的胜利，希望逼得国民政府屈膝投降，希望以华制华。可是他们的打算是惨酷的失败了。蒋介石，政府，及国民党，没有投降，他们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中国人民则起来进行伟大人民所值得有的英勇斗争。因此，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的进攻，迅即遭受中华民族的顽强抵抗，这种抵抗给了日本以巨大的损失，使他们对于中国的进攻，转成一种对于他们甚为繁重的持久的战争。这一战争，日益要求日本使用更大的军事力量。战争越是继续，日本的困难愈是增加，日本侵略的完全失败约日子，便越是迫近。

    （三）但是在最近的时期中，中国民族，还须要以英勇的努力克服极大的困难。反对残暴日本帝国主义的自卫战争，是对于我们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巨大的锻炼。只有民族的一切力量团结起来，进行这一伟大的斗争，才能保证中国民族的胜利。可是最近数月来的经验已经指明正是这种自卫战争，是有伟大的力量，来团结中国民族。在战争的烈火中，旧的数千百年的分裂国家的屏障是被破坏着，团结我们四万万人民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成为一个真正统一民族的伟大过程是在完成着。这就是中国人民之所以不可战胜的基本保证。

    （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立起来了。在蒋介石统率之下，中国全部国家政权，与一切军队之统一，亦正在完成中。这些正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重要的收获，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亲密的战斗的团结的基础。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是胜利的保卫中国的决定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包括中国的一切抗日党派。这一统一战线的参加者，必须真正亲密地联合起来。国民政府的正确政策，必须被实行。彼此间必须有完全的相互的信任，共同工作与共同负责。

    （五）中国劳动群众的组织性的缺乏，妨碍着并延缓着动员一切人民力量来进行抗日斗争的事业。为着克服这一弱点，必须由国民党及共产党加紧努力，去吸收劳动群众到各种现有的及新的组织中来。这样来造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强的下层群众基础。首先应当把工人组织于职工会中，把现有的职工会转变为真正广大的群众组织，使之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中特别重要与可靠的堡垒。在日军占领区域，应当以适当形式，建立职工运动的许多不大的据点。

    （六）在中国人民占最大多数的农民，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来积极参加保护祖国的斗争，要胜利的进行长期战争是不可能的。为着增加收成，提高农民对于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战争与各种保卫国家工作的兴趣，必须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与法律地位，同样必须注意农民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在日军占领区域，农民应被组织到游击队中，以进行反对日本强盗的斗争。

    （七）同时还有一个任务，是要在保卫祖国的各种工作中，在后方，在前线，在生产中，去发展青年的积极性，不仅帮助青年学生，面且帮助青年工农组织到那些参加伟大救国事业的各种团体去。首先，共产党赞助国民党所建立的全国青年团，帮助它发展成为中国青年的真正统一组织，使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下工作，并使他包括青年一代的最广大的群众。

    还须要有广大的工作，吸收千百万的中国妇女来有组织的参加保卫祖国的事业，以争取中国人民的最后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中国妇女自由的光明的将来。

    （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害怕的，再没有比中国民族的团结更厉害的了。他们不仅在前线上进攻，而且在中国后方进行经常的破坏工作。日本侦探与走卒，挑拨中国各政党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间的关系。特别阴险恶毒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托洛茨基派走狗，他们尽力散播与引起国民党员对于共产党，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及蒋介石彼此间互不信任的空气与新的仇视。

    所以，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人以及中国的一切爱国人士，应当警惕的注视日本法西斯蒂及其中国走卒的下流阴谋，这些阴谋，是要来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以帮助日本军队，在前线上的进攻。必须做到把狡猾敌人的这些秘密的恶毒的走狗，必须迅速的加以揭露，坚决的加以消灭。

    同时党巩固自身的队伍，驱逐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分子，党开除了前中央委员张国焘，因为他是党的事业与中华民族事业的叛徒与［与］逃兵。党在以后也将无情地对付将自己私人利益放在我们伟大人民利益之上的人们。

    中国共产党深信，从一切方面去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会保证我们民族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完全胜利。我们的党，并不把自己对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首领蒋介石的合作，看成短期的事情，而是准备在战争之后，还继续与他们共同工作，以建设伟大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国。

    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

    （二）主席团批准中国共产党开除前中央委员张国焘之党籍，他背叛了共产主义和抗日统一战线的事业，他将自己出卖给中华民族的敌人。主席团深信，张国焘背叛行为，不仅在中共队伍中而且在抗日统一战线的一切忠实的拥护者中，都会遇到完全的唾弃与蔑视。

    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

    中国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引起了国际无产阶级及一切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同情。一切进步的人类都了解伟大的中华民族起来反对野蛮的暴力，不仅是为保卫自己国土，保卫自己的自由与独立，而且也是保卫全人类的自由与和平的事业。假使日本法西斯蒂军阀，竟然征服了中华民族，那么它将在亚洲，在太平洋上，在欧洲，在世界其他各地，大大加重与发展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而中国之胜利，却正是对于一切法西斯蒂侵略者的掠夺计划之严重打击。所以中国民族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及整个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主义暴力的总斗争中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国际工人运动以及一切民主与和平的力量，有必要和责任去用全力援助中国民族的斗争，与继续加强对西班牙人民的援助同时并进。这种国际的援助，还没有被充分的组织起来。它的规模远不能适应现有的群众对于中华民族的广大同情。必须到处把这种同情引导到积极的行动，并且把事情组织成这祥，使得第一，从政治上、道义上以及物质上给中国以援助；第二，增加日本军阀在中国进行侵略行动的一切困难与阻挠。

    为着这一目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仅向国际无产阶级、共产国际各支部、以及一切热诚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士们宣告，号召他们首先执行下述的任务：

    （一）用一切方法，加紧国际的援华运动，在国际的报章上以及在一切宣传运动中，应当比已往更强有力地反映出一方面日寇侵略者在中国的残暴兽行，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为自由而斗争的英勇。

    （二）开展反对日本法西斯蒂对于中国的强盗进攻的广泛抗议运动。召集群众大会，游行示威等等，并且还把群众的愤怒，引向反对各资本主义国家内被收买的亲日报纸。

    （三）组织并扩大对日本侵略者的群众制裁（抵制日货运动，工人拒卸日本货，拒制运往日本的军用材料及其他各种资材至日本等）。

    （四）加强募捐帮助中国，派遣医药救护队来华。

    （五）帮助日本劳动群众在一切困难中加紧开展反法西斯蒂反战争的工作。

    （六）在中国政府同意之下，从各国派遣有声望的代表团到中国去，经过他们来加强国际援华运动。

    如果国际工人阶级与一切国家民主力量实际的援助中国，毫无疑义的，团结一致的中华民族的英勇，将使它能打倒野蛮的日本军阀，获得完全胜利，而建立自由的独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它将成为全世界上和平民主与进步的最重要柱石之一。

    根据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出版的《六大以来》刊印

    论干部政策*

    （一九三八年九月）

    干部政策，拿俗话来讲，就是用人之道。为何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同学们要到敌人占领的后方去工作，不单是当一个游击队员，而且要当干部，当领导者，而用人之道对于领导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句这样的话：“干部决定一切。”〔157〕这是通用于全世界的，不但外国通用，中国也通用；不但共产党通用，其他政党也通用。

    可惜得很，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年斗争中，干部损失了十几万，没有陕北根据地〔158〕的话，连现在这一点干部也保存不了。全中国一千八百多个县，假如每个县能够保存三个党员，我们党开展工作的力量就大得多了。

    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十二个字，分成四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先讲第一点：了解人。

    了解人，要了解得彻底，不是容易的事情，严格地讲是很难的。就拿我们共产党来讲，是不是每个党员都了解人呢？我看还是做得不够的。最近就发现有两种毛病：第一种毛病是用一只眼睛看人，只看人家一面，不看全面，不能面面都看到；第二种毛病是只看到这个人今天干了什么，没有看到他以前干些什么，只看到他本领的高低，没有看到他本质的好坏。

    只看到坏，不看到好，或者只看到好，不看到坏，这两种看法，哪一种多？一般地说，我们有些同志总是看坏的多，看好的少。有什么证据呢？如分配干部时，往往听到许多不好的话说这个家伙自高自大，那个家伙懦弱无能，要不然，就说这个人背景复杂等等。

    自高自大当然不好，是坏的，但是这种看法往往包含片面性。我们要进一步地看，每一个坏处同时也常有它的好处。这个人自高自大，但是做起事来有自信心，这种人多少有点才能，因为他起码总有点本领才敢自高自大。对这种人，我们就要用他的好处，避免他的坏处。假如你指定一个范围，告诉他正确的方向，让他尽量地去发展，他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对这种人，给他不十分重要的工作，使他放胆做去，发挥他的长处，在工作的过程中间，随着经验的增加，他的弱点就可以慢慢克服。经验的积累和弱点的克服是分不开的。

    懦弱无能当然也不好，可是其中也有它的好处，好处是小心谨慎。因为他能力不大，所以特别唯谨唯慎。这种人不能做大刀阔斧的事，但是可以担任小心谨慎的工作，例如做机要、做调查统计等等工作。我不赞成懦弱无能，但是这种人有他的好处，我们可以用他好的一方面，小心谨慎的一方面。

    再来讲背景复杂的问题。当我们发展党员的时候，凡是会说话的，有胡子的，懂得各党各派情形的，就以为他背景复杂，不敢吸收。然而这种人在社会上常常是比较有经验的，他们了解许多问题，只要他们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而且现在愿意参加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一同革命，一同前进，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拿我自己来说，我的背景就非常复杂。我先是相信吴佩孚〔121〕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159〕，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160〕，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我们说这种人复杂是复杂的，但他从自己的经验中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本质也是纯洁的。青年是纯洁的，但纯洁的不仅仅是青年，老头子也可以是很纯洁的。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含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长处、毫无优点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短处、毫无缺点的，所以我们说，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

    第二种毛病是，了解人的时候，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只看见功不看见过，或者只看见过不看见功；只看见今天的好，不看见昨天的坏，或者只看见今天的坏，不看见昨天的好。这样就往往对于干部不能有根本的估计。这种毛病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随便提上来，随便放下去。我们共产党中也有过这种情形：今天这个干部表现得好一点，就把他一抬抬上了天，同一干部明天表现得坏一点，就把他一打打到地下去。你们看见过老百姓盖房子打桩，一上一下。使用干部不能也像打桩子一样，今天看他好，便把他提得高高的，明天看他做得不够，便把他打下去，后天又把他提起来，再后又打下去。这种一上一下打桩式的用人是不对的。造房子打桩愈多愈好，如果对干部也这样来几次，我说顶多只要三次，这个干部就算断送完了，因为他的自信力早已失掉，再也不敢做工作了。过去我们在江西苏区〔30〕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毛泽覃〔161〕同志，是毛主席的弟弟，人家说他犯了一个错误，要不得，便认为这个人不能用。后来扩大红军需要人工作，于是派他到一个区域去，结果不但完成了任务，并且还大大地超过，成绩非常好。他回来的时候，许多人又把他抬高起来，调他到闽赣边界的游击区去工作。隔了几个月，因为他说了几句似乎有些近于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正在这个时候，恰巧又派他去扩大红军，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于是又都说他不能用了。大家都不要这个人，送到这里拒绝，送到那里拒绝。一个这样的同志，竟会到处无人要，连饭都几乎吃不成了。后来红军退出江西的时候，他在战斗中勇敢地牺牲了，为着革命流了最后的一滴血。所以，我们后人不要只看一时，只看一面。对于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了解人的问题。

    再讲第二点：气量大。

    用人要气量大。何以要讲这个问题？现在时代变更了。一九三八年与一九二八年有何不同？卢沟桥事变〔162〕以前与卢沟桥事变以后有何不同？我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今天我们抗大〔163〕就有几千个学生，再加上陕公〔164〕、鲁艺〔165〕、党校〔165〕，在延安就有一万多个学生。一万个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子也来了。西北旅社住的什么人都有，各党各派，新闻记者，还有青年组织的参观团，等等。这些人不见得是在外面没有饭吃，要到延安来吃小米。从这种情况看来，复杂是复杂的，但是到底是复杂好还是简单好呢？从前办学校只有六个学生，倒很简单。今天各种各色的人都有，复杂得很。我看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将来领导全国的时候，情况会更加复杂。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但是革命一定不会成功。共产党是先锋队，要领导广大的后备军，要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它周围必然是复杂的。今天只有抗大、陕公的同志去和敌人搏斗还不会成功，要团结更多的同志和广大的群众。干革命如果怕复杂，便会愈弄愈复杂，不怕复杂，革命就好办。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辛亥革命〔167〕武昌起义，几天之内分国就有十几个省起来响应。何以孙中山先生能够得到成功呢？原因之一就是他气量大，什么红枪会〔11〕、哥老会〔168〕、三教九流〔169〕的人他都要，不论党派成分，各种人都要，所以能做大事。我们也必须善于用人，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祥，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得的人才呢？不见得。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

    同志们毕业后到敌人占领区域，到敌人的后方去工作，在那些地方用人，更要有大的气量。那里有许多从大城市避难出来的人才，躲在田野山里。你代表民族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组织游击队，只要干得好，包管躲着的人会出来归向你。那些学者、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经济家，假装成农民的，这时候都露出真面目，投奔到你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人才。山东有一处地方，只去了几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八路军干部，号召老百姓抗日，一下就来了几千人，现在已经有一万人了。

    现在讲第三点：用得好。

    要有什么方法用人才能用得好呢？我想没有旁的道理，只要是在你领导下的人都很高兴工作，都很积极工作，能够这样，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任何工作都是一样，你们以后做地方工作，军队工作，或者党的工作，要使每一个人都很负责，都很积极努力，都很高兴，就一定会把工作做得很好。就怕在你领导下面，常常发生这样那样的间题，如不安心，请求调动工作，等等。一个同志如果工作合适，能发挥所长，是绝对不会请求调动工作的。他要求调动，说明他已经不能安心工作。如果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根本的原因就是领导得不好。那末，要怎样领导才能使干部高兴地安心地工作呢？只有一条，就是上级要信任下级，下级也信任上级，上下互相信任。对领导人来说，一定要做到放下级敢于说话，敢于做事。有许多下级千部，把意见放在心里不讲出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服从，开会的时候你问他：“同意不同意呀？”他说：“同意呵！”“同意的举手呀！”他举手。然而，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一定要使下级敢说话，同时还要使下级敢做事，就是做错了也不要紧。如果这个下级既敢说话，又敢做事，他就一定会积极起来。

    不敢说话为什么不好呢？举例来说，如果有人有某些不同的意见，又不敢说，而议案已经表决通过，这些决议案在执行的时候，就不能发生很好的效力。所以宁可争论，不要形式上的一致通过。

    用什么方法使别人敢说话呢？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第一，领导者的态度要好。如果在一个领导机关里，一个领导者别人见了他就不敢说话，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如果大家都喜欢亲近他，都爱和他说话，这个领导者一定很能团结人。如果一个领导者架子搭得很大，面孔死板板的像阎王那么可怕，一定没有人去接近他，即使和他讲话，十句话也要忘记八句。其实，领导者又何必装出很凶很庄严的样子呢？同志们也许要问我，领导者的好坏是从政治上来看的，为什么要看面孔呢？但是很多人都要看面孔，不要说别的，就是共产党员中间也有这种习惯，所以领导者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还有，开会的方式不要刻板。开会时尽可让到会者随便、热烈的争论。规规矩矩请他们一个一个发表意见，很可能有的人就不会说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有人常常不敢在严肃的场面中间说话。

    总而言之，如果下级敢说话，有话就讲，这就是好的现象，就证明了你们领导得好，因为他们觉得说错了也不要紧。

    第二，少戴大帽子。比如，有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你就对他来一顿批评，不是说他是“左”倾空谈主义，便是讲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如果随便给人家戴上这类大而无当的帽子，一个人头上戴上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

    有一些人，专门把任何问题都提到原则的高度。比如，某个同志犯了一些小错误，他就说人家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政治上的动摇。小的错误能说是因为政治上的动摇吗？把每个问题都提到原则高度是不对的，这种机械的了解十分危险。因为这是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我可以说几个故事给大家听。从前有一个女同志，她把自己的一把剪刀放在枕头下面，后来大家把它检查出来了，就推论说：“大概是她不愿拿出来给人家用吧？”于是下了个结论，批评她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与我们共产主义是多么的不相容！又有一个同志在吃饭的时候吃菜吃得很多，向来是吃菜“打冲锋”，另一个同志就批评他是自私自利。假如这个同志是共产党员的话，凭着自私自利这四个字，就得考虑他的党籍问题了。还有一个例子，陕北公学有一个学生，丢了一把洋刀，据说这是一件纪念品，所以他心里很不好过。一个同志见了他那种样子，问他什么缘故，他就说因为一把刀子丢了，于是这个同志就批评他“没有牺牲精神”，说是一个革命者连性命都要敢于牺牲，难道一把小刀还不能牺牲？这个道理好像很对，实际上，这种批评用在这件小事上未免太冤枉了人家。爱护一件纪念品，并不是不应该的事，怎么能因此断定这个人对革命没有牺牲精神呢？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帽子。戴大帽子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把每个错误夸大，不适当地提到原则的高度。我们不应该机械地去看事情，一定要分出是不是错误，错误的大小轻重，不要随便乱给别人戴大帽子。

    第三，当你去批评人家错误的时候，要指出人家错误的根源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批评的目的并不是出气，主要是在于真正帮助人家纠正错误。一般地说，批评的人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声势汹汹地指责人家；第二种是和颜悦色地说服人家，善意指出犯错误的原因和纠正错误的办法。只有后一种态度，才能使被批评者心原意满，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

    上级领导人对下级的批评，务必要适当和正确，千万不要戴大帽子，因为上级领导人批评下级，与同级的同志互相批评所发生的影响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同级的人，他们认为大家都差不多，即使你批评他过火一点，或不大正确，还没有什么要紧，他也不会十分在意；如果是上级给他的批评，那就不同了。因为下级对上级所说的话，都是很认真的，所以不能随便地任意地批评。假如批评得过火或不正确，那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才能使得被你批评的人对你解除误会，才能使别人对他不至于蔑视。当然下级也要想到上级的出发点是好意，不要只看到态度或语气的不妥，就以为不得了。

    批评的时候还要注意到：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是老干部还是新于部，参加共产党久不久，革命的历史长不长。因为对于老党员批评，态度和方式好不好，没有多大关系。对新党员就不同，因为他们刚刚加入，他们的意识观念与老党员有差别，所以对他们批评，宜于采取温和的方式去劝导、说服。

    总结起来，就是要使人敢说话。要人敢说话，就不能给人戴大帽子，不能把每个微小的错误都提到原则的最高度。要能善意地、诚恳地批评人，态度要好，还要指出犯错误的原因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

    用人用得好，还要使人敢于做事。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脾气，喜欢在你领导下的人遇到任何一个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情，都要向你请教，先征求你的意见，你才觉得很快活，很舒服，觉得自己才像一个领导者，这种脾气对工作妨碍很大。一个人能有多少力量、多少时间？即使你的精力很强，“天下第一”，也要有天下第二、天下第三的人来帮助扶持，你才会成功。假使没有他们，你一个人也第一不起来。领导者犯了这种毛病，会降低干部的责任心，妨碍下面同志的工作自信力和积极性。比如一件事情做得很对，他说这是上面叫我做的，一件事情做错了，他也说这是上面叫我这样做的，他完全不负责任，事情做得对不对与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下面的干部没有责任心，工作一定不会做好，还会降低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妨碍他们工作能力的发展。

    也许有些同志要说，你这种让下面的千部发挥主动性的领导方式不大好，恐怕要生出许多错误来。然而我看，错误虽不可免，但也不必怕。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不犯错误就不会进步。一个人犯了一次错误，同时也就是得到一个教训，不断地取得教训，方能不断地改进自己。正确的东西常常是从错误中得来的。科学家发明的东西，哪一件不是从试验和错误中得来的？今天流线型的汽车漂亮得很，灵活得很，但是到博物馆里去看一看最初发明的汽车，笨得要命，真不好看。由从前的不好，进步到今天这样纤，这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试验和失败，才得到成功的。一个同志犯了一点小错，并没有什么关系；真的犯了错误，只要老老实实吸取教训，他的经验一定会增加，能力一定会提高。所以，不要怕下面干部犯错误，要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总结起来说，使干部敢说话、敢做事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干部的积极性，使干部很安心地工作。假使你说一他就一，你说二他就二，那他就等于电话机，不能发挥他的才能。一个单位，干部不要求调动工作，而且有主动性和创造性，领导必定很好；如果干部都不安心，要求调动工作，领导一定有些什么毛病。以后大家出去做领导工作，能做到使下级敢说话、敢做事这六个字，工作效果一定会好的。

    最后讲第四点：爱护人。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一、使用干部不要今天拉起来，明天又放下去，好像打桩一样，这是我前面讲过的。如果你要提拔这个干部，首先就必须全面地估计他的政治品质和能力，看他各方面是否合适，要详细考虑一番。既然提拔起来，要经常留意他的工作，到他实在不能支持的时候，就要想办法，不要等他塌台以后，再来追究责任，撤换他的工作。

    二、对下面干部任何不安心问题，都要想法子去解决。我住在那个山上，有时候也烦得很，刚刚看文件，就会有人来找你，到底会不会他呢？很犹豫。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人家热心来找你，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所以还是应该会一会。有时候正在写一件东西，一个不速之客，事先不打招呼就跑进来了，你不能还是直挺着腰板坐在那里不睬人家，只得放下笔来，倾听他说话；谈话的时候，还要聚精会神，耐心地郑重地解答各种问题，这样才能满足人家的要求。如果花了几个钟点，替一个干部把事情办好，也还是值得的。做干部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怕麻烦。除非不接受人家的要求，既然接受了，就得彻底替人家解决，花一些时间，决不是白白浪费的。

    三、当着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对于肉体生命并不重视，对于政治生命非常重视，他宁愿牺牲一切，却不愿被党组织开除。如果在政治上发生这种问题，他就会认为他的前途没有希望了。所以不是到了必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要开除党员的党籍。

    常常有许多被开除党籍的同志来中央组织部上诉，或者写上诉书。这里举个例子：有一个人还很年轻，因为有人的口供说他是托派〔170〕，被开除了党籍；这个人后来虽然解决了党籍问题，但是七年来光荣的历史完全不算了，同一个新党员一样。这个人要求把问题弄清楚，证人是有的，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延安，一个在一二九师，还有一个在外国，就一一写信去调查。经过比较长的时间，直到最近，各方面复信收集齐了，才知道以前是弄错了，我们承认了他过去的光荣历史。于是这个人由过去一个“死人”，只想“我还是到前线去牺牲掉算了”，现右变成活人了。调查时间花了两个月，值得不值得呢？我看是恨值得的。因为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于部来，花两个月挽回一个干部再值得没有了。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男一女，有人告发他们，说男的是托派特委委员，女的是托派分子。他们到这里来读书，要求进党校，进训练班，便来找我想法子，但是人家已经控告了他们，于是我就照实告诉他们：有人说你们是托派。这年轻的一男一女听了我的话，马上就惊异得哭起来了。我便保证替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来的时候一跳一蹦的非常活泼，走的时候都哭了回去。后来只花了两个星期工夫，查清他们不是托派，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很值得吗？ 有的同志常常怕连累自己，不敢正确地替别的同志做证明人，所以领导人遇到这类政治历史问题，更要慎重办理，否则有些人的同题永远不能解决，使被嫌疑的同志冤沉大海，这实际上是损害党的事业。这一点，无论是领导党的工作，领导军队，都要十分注意。

    同志们！做父母的爱护他们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党县也并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任何一个人犯了错误，都应该帮助他纠正。如果他犯过的错误非常严重，甚至是很大的罪过，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看他过去有没有功，如果有功，就要把他功过比较一下，再作处理。如果一个人从前犯了错误，现在还在犯错误，这样的人，经过批评，只要赶快觉悟，下一个决心，回头是岸，将来能够转变得好，也还可以将功赎罪的。我们共产党是讲公道的。犯了错误只要自己觉悟，只要能够切实改正，在革命队伍里就应该允许人家继续革命。今天犯了错误，以前的功劳可以拿来相抵；若是今天有赖，以前也有错，可以将来赎罪。我们共产党要尽最大努力把有错误的人挽救回来，因为这样做对于革命有利。

    四、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只说他的好处。如果对于下而干部只说他好，掩饰他的缺点，以致养成他自高自大，工作不求实际，这样只会害干部，而不是帮助干部。

    千部中间也有些人很喜欢别人说他的好话，说他好就感到舒服，不然他就生气，很不乐意。其实光说好话的人都是拍马屁的，拍马屁决不是件好事；不客气批评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同志。有些于部常常不了解这一点。俗话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每个同志都要注意这一点。

    总结起来，爱护人很重要。凡是提拔于部，得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当牵涉到一个干部政治生命问题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地处理。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

    我就讲这些。但是有两点必须申明：第一，同志们不要引起这种感觉，以为革命纪律这东西也可以不要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一个革命的队伍必须有铁的纪律，来保障完成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如果没有铁的纪律，也就不会存在，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样，革命的纪律一定要遵守，希望同志们不要违犯革命的纪律，我这篇讲演不能帮助那些违犯纪律的人。第二，有的同志过去受了什么冤屈、处罚，不要使用我这篇讲演来打反攻战，今天乘机来反攻、报复，这样就不好。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谁能够不做一点错事？只要改正了，就算很好。同志们的气量要大些。

    我的讲演完了。

    *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